曾经少年 | 刺猬公社石灿：媒体青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成长史
曾经少年，三十而立！有想法，有创新，有冲劲！更有自己的创业经验以及管理理念。5月4日-7日，亿欧公司开展主题为“曾经少年，三十而立”五四青年节专题报道，与大家一同分享创业领导者的“生活”。
采访QA
Q：你目前从事这个行业，与你最初的职业规划或者是理想，有没有一些冲突？
A：冲突倒是没有，但是会有偏差。因为我本科我学的是新闻，我最开始是想单纯的做记者，做内容的生产，需要要求我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花到内容生产上面去，做采访、做报道、做选题，用新闻报道的方式去探索整个社会。
而且最开始的一个方向，是想成为一个时政记者或者是一个调查记者，但是大学毕业之后就莫名其妙跑到了科技商业领域。首先它在领域上面会有一个偏差，后来又从单纯的想做，内容又快又慢慢就转到了管理岗位。因为我是在一家创业公司，创业公司本身的迭代就很频繁，而且整个人才的流动也会比较大。
大家对整个人才的需求的渴望程度也很大。还有另外一个很宏观或者是很客观的情况，这个行业很新，并没有特别好的经验留存下来，而且也没有特别深厚的人才积淀。
在这行业里面，幕后并不一定就能被所有的同行看到，获得认可还是更多来自于你的作品、你的曝光量，这也是我原有的一个期待。
Q：你之后会考虑说再回归比如说社会性新闻或者是调查记者这个方向？
A：调查记者和特稿，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门类，或者说是一个底层以及通用的方法论，它可以在不同领域里去实现。
但我不会去涉及行政或者社会领域、领域里面的一些新闻报道，我觉得已经有很多人去做了，而且已经是一片蓝海，还是做的话也没有特别深的公司，最多只能去复刻别人的一些经验。
但是新经济领域还是一个很好的空白区。空白区意味着你可以用你的经验和探索精神去做出属于你个人特色的平台内容。
而且特稿的方式，也特别适合在新经济领域，我还是会考虑坚持把这种相对严谨的这种新闻方式带到目前从事的这个行业里面。
Q：你就是遇到比如说比自己年长的这种下属或者是同事的话，你怎么去调节？
A：这个确实挺尴尬的。
在我这里的原则就是，如果我当时的同事过于或者是特别喜欢去强调年龄这个标签，我会刻意的去提醒他。在我的团队氛围里，是不能用年龄去衡量一个人到底是厉害还是不厉害的。
拔高其他维度的重要性，比如像个人实力、作品、成长能力、自我迭代能力，包括你在整个行业的影响力。
Q：“996”，或是媒体这种相对来说不太正常的作息方式，会要求我们花费比较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本职工作上，那工作之外，你觉得自己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保持着什么样的生活节奏？
A：在工作上面他确实也是一个相当高频的姿态，不仅你接受的信息肯定是很大量的，每天阅读的数据，或者是信息的力度，它需要特别的能力。
我有个比喻，因为我是从贵阳来到北京，我的同学在贵阳工作一天，他阅读的信息可能是1万字，但是我在北京一天阅读的信息量会超过5-8万字，这意味着，我要有快速处理信息的能力。
生活当中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我会刻意地让自己去放松，但放松达到一个极端状态时，就开始焦虑，然后你就想我不应该这样，我应该再去看一下书，或者说再去阅读一篇深度报道。
像比如说做饭或是逛街，让自己注意力特定的迁移到某一些空间里面去。强行让自己在物理空间上面进行迁移，让我去看不一样的环境，以及通过不同的环境的变化带给我主观上的一些自我认知和判断，也可以是缓解疲劳。
Q： 如何能让自己保持自驱力，或者一直持续处在自我成长的状态里面？
A：首先它一定是意识驱动的。因为我是一个价值观驱动的人，我认为到北京北漂的人，一定是带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来到这里的，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也会有同样的心境或者处境，于我来说，理想就是作品。
但是事业这个概念要比这个作品这概念要大。事业不仅仅只是等于能做起来，做起来只是在这个事业当中的某一个环节里面。
当整个公司运营的特别好的时候，产出也很持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开心的？ 但这个时候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的团队成员他越来越不需要我了，他们的能力会变得很强，这个时候我就要去做其他方面的思考，比如像我怎么才能更好的去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在专业能力上面已经摆脱了我的一些不足和帮助。
Q：当其他家媒体或者平台率先出了比较好的选题或者是文章，你当下的心态怎么是怎么样的？
A：确实像你说会有一个同行的比较，因为大家真的都很厉害。
而且如果你不继续向前的话，你没办法在这个行业里面立足，而且这种自我驱动它来自于环境的刺激。环境刺激就来自于同行，也可能来自于整个行业或者是整个生态的淘金故事。其他很受整个环境的影响。
我有过去找同业的老师和他们聊，真的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回去后我也做了整个编辑部的反思，就是团队不确定你是采用“大编辑、小记者”模式，还是采用“小记者、大编辑”模式。
因为这两种模式是处于两个极端的权利，大编辑模式，属于编辑权利特别大；另外一种就是记者权利特别大，因为编辑只是帮助记者去做某些事情。对我们团队来说，因为因为大家都很年轻，我们没有特别多的经验和实战去做这么一个验证，反思过后就是调整。 方法的调整，文章的调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Q：迈向三十而立的阶段，你觉得说在目前的事业状态上，你觉得时代的环境因素和对你起到了什么作用？
A：大环境肯定是直接丧失了快速积累财富的温床。90后这一代是随着整个中国的经济而腾飞，然后慢慢成长起来的。 我们慢慢的达到了一个接近30岁的阶段，这意味着这一群人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或者是整个社会中间力量的预备军。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或者是扛起更多、更大的事物去处理，结合客观环境，我们面前是一个空白地，你要做的是怎么让自己在一个空白地当中生长起来之后不让自己变形、退步，乃至于有一点点的进步。就作为这一代人处于现在的这么一个管理层的状态，它会带有一定的开创性，90后随着整个大时代的崛起而成长。
但是我们自身并没有随着这个时代的崛起而崛起，有些人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崛起而落寞的，那种落寞可能不一定非得是说他的人生遭遇变得很惨的，而是来自于他心态的一个变化。你看最开始我们接受的教育是“明天会更好”，当这种期待值和意识形态的教育达到一个巅峰时，我们不会对退场、对某种退潮、对某种寒冬抱有太大的防御性心理。
Q：回顾过去5年到10年，你觉得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一个人生决定是什么？
A：因为我是17年毕业的，毕业就决定来北京了。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央媒实习，高平台的便利性能够让你快速获取很多的资源。 选择来北京，确实会有很大的风险，风险在于我是用环境来让自己被迫成长的，就是因为这个决定让我获得了一个被迫成长的底层逻辑。
Q：疫情这件事情对于你个人来说，你觉得有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悟？
A：对我最直接影响，我计划出去旅游这个事情泡汤了。因为我之前连轴工作了很久了，我除夕、初一都是在工作的，就连大年三十的当晚都是在做采访。出游这件事我计划了很久，但没想到就直接进入了疫情状态。
但是疫情这件事情，它让我产生了一种参与感，做媒体，你总想着参与到某一个重大事件里去。
那个时候会很纠结，就一方面想然后去好好过年，和家人团聚。另一方面，你的职业荣誉感和话语感、融入感，驱动你去做这件事，你的意识形态会告诉你，去采访那些帮助武汉的互联网人，这也是一种影响。
我之前读过一本书叫做《青年变革者：梁启超》，是许知远写的。写的是梁启超的个人传记，我读的还是第1部，那本书后来给我的灵感，很多人不知道爱国主义的来源，这种力量的来源是全中国无数个细小、而且微颗粒的生命个体，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每个人的大脑里面都装有一个抗拒死亡的生命力和自我抗拒意识。我们这个是特别让人觉得有魅力的点。
再去把这种感受迁移到整个武汉的这个事件当中里面去，就发现这种情况也是能够在这么一个事件里面去落实，你会发现华人、华裔他们都在落实。
这个事情是我对这种意识的一个理解，也是这段时间的一个感受。
Q：如果现在让你对于2017年刚到北京的自己，写一个寄语，你会想说些什么？
A：其实我想说，你现在做的准备都是正确的，而且你正在实现你当初幻想出来的未来，正在实现当初某些细微的梦想和规划。 这是你理想的一个开端。
Q：未来5~10年，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可预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会是什么？
A：我觉得可预期的，目前的一个决定就是我不会留在北京。我现在单纯考虑的只是我的事业，不会把我更多生活元素考虑进去。
如果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决定留下来了一定我是以事业为重的；但是如果我决定不留下来，一定是权衡的更多，生活上面的考虑，因为还会有家庭方面的因素。
我不太喜欢在北京生活。
在北京生活，感觉很空虚。不仅是精神上的空虚感，或者是周遭环境，给我一种很苍凉的感觉。南方就没有这种苍凉的感觉，可能南方更多绿色的植物多一些，而且更香。
Q：从以现在为起点，你再看未来的自己，你觉得自己未来的职业或者是生活的规划是什么？
A：职业的话至少三年的时间，我还会继续写作，还会在媒体行业里面继续做。
生活的话，我会更加想把我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想在生活上面过得更加自律，对我的可选择选项更多一些，我的选择能力会更强一些，换个角度来看，也就是缺失的东西会更少一些，我想要的东西可能会更少一些。
想要的东西更变得更少，它意味着我已经拥有了很多东西，我有更多的能力，能够去应对一些选择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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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唐志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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