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西方与聚合的中国

的西方与聚合的中国本站　　首先也需指出，网络写作就是散文，非学术写作，不可能太细致深入的，目的是提出一些概念、命题、主张，抛砖引玉，供旁的人进一步挖掘

　　首先也需指出，网络写作就是散文，非学术写作，不可能太细致深入的，目的是提出一些概念、命题、主张，抛砖引玉，供旁的人进一步挖掘。

　　这里的“西方”，是一个广义的西方，从近东、地中海、希腊罗马、欧洲（包含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虽没有一个特别严谨的地域范畴，但可以和“东方”文明（中国、印度）形成差异。

　　西方强调的是差异，造就的是小群体，“我们”与“他者”，造成的是群体之间的对抗、冲突、矛盾、。

　　那么，具体有哪些思想与概念在人类社会中制造差异，消解共识，酝酿矛盾，造就冲突，最终造成对立、，甚至转化为军事冲突与杀戮呢？

　　1.宗教——亚伯拉罕系宗教，相信同一个神（上帝），但相信不同的先知与教义，许多宗教与教派持相互冲突与否定状态，有你没我，互不共存。不同宗教及教派之间的矛盾之大，不仅带来、文化、经济上的差别对待，还在历史上引发战争与杀戮。这包括犹太-教-伊斯兰的传统大教，也包括各种细分教派（例如逊尼派 vs 什叶派）及“新”宗教（从摩门教到）。迄今，宗教仍是影响社会与国际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东亚与此完全不同，倾向于将各种宗教（儒释道及民间宗教）混同，共同侍奉，一片和谐。宗教战对我们来说是个陌生的概念。

　　2.贵族与平民——表面上看，西方与中国都有所谓的“封建制”。只不过西方（以及我们的近邻日本）的“封建制”更类似中国先秦的制度：依照血缘的分封及世袭，贵族与平民有严格的阶级区分。从汉始，中国社会为了选拔人才就在打破这种体系：从察举制、举孝廉到隋唐的科举：个人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实现阶层穿越。相比之下，西方仍旧保持旧制，贵族与平民有严格的阶级区分，并且平民的职业与工种也世代流传，难以跳脱与改变，社会缺乏流动性。这样的制度自然是远远落后于生产力及文化变化的，结果催生了激烈的启蒙运动乃至，作为对现有体系的反制。这种阶层对立还催生了左翼里的“阶级”。贵族与平民的区别，迄今存在于传统的西方社会——譬如英国的上院（贵族院，House of the Lords）及下院（平民院，Hose of the Commons）

　　3.“左”与“右”。“左”和“右”这种简单、粗暴的两元对立也来自西方——18世纪末的法国大。在大期间的各种立法议会里，“保守”、温和派、“保王党”或“君主制”人坐在议场的“右边”，激进的“自由派”、“派”人士则坐在“左边”，由此便产生了“左翼”、“右翼”两种称呼。“左”和“右”今天被用来描述完全对立的及经济和各种社会议题的看法。在经济议题上，“左”更关注底层利益，怀疑大资本与大企业，主张激进的社会变革、财富再分配、社会主义、福利主义、主义等制度；“右”则更加精英/企业/资本利益，置信市场机制，认为只要精英、企业、资本受益，就可以惠及中低层乃至全社会；社会及文化议题上，“左”关注平权、激进的变革，颠覆原有的社会结构，在社会、文化、上维护传统弱势群体的利益；“右”则主张维护传统价值，注重权威、注重维护集体/社群利益。显而易见的是，当今社会，经济文化社会议题繁多，“左”和“右”这一两元对立是完全不足以描述和概括一个人对不同议题的取态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左”，在那个问题上“右”，但“左”和“右”却是划标签、区分、隔离人群及形成对立的绝佳工具。

　　4.民族（nation）。继宗教及跨社群跨文化帝国之后，民族逐渐在过去几百年成为西方世俗的基石。何为民族？即拥有一定的语言、族裔（ethnicity）、文化、历史，占据一方土地的人口。问题是，西方的民族概念带有很大的社会建构性：民族的定义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举例，如果“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基础要素的话，那么究竟何为“语言”（language）？什么情况下算方言（dialect），什么情况下算语言？在实践中，这个划分完全是主观的：只要发音和用语习惯有差异性，就足可构建为“语言”。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各地汉民族使用的不同汉语方言（包括官话体系内的不同方言）均可以被构建为无数不同的语言，成为形成民族的基础。西方传统，根据各地人口与社群的需求，不断构建出新的民族概念，结果使得社群、领地、体被越分越小，最终形成了今天欧洲以小国为主的版图格局（与大一统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如此，民族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弘扬自己的民族、贬低其他民族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在19世纪以降成为造成国家间冲突的最主要因素。西方迄今还在试图通过在中华民族里构建带有性的“子民族”，试图制造对立与、瓦解一统的中国。

　　5.种族（race）。将不同肤色的人群归为不同“种族”，并对不同“种族”赋予全然不同的与法律地位。在18~19世纪，西方把传统种族主义系统升级迭代为“科学种族主义”——旨在以科学角度论证不同种族的优劣关系。而那些被认为是劣等的种族，当然要被赋予劣等的地位和待遇：优等种族可以掠夺劣等种族的土地、财产，奴役其人口、社会与国家，甚至对其进行杀戮与肉体消灭（纳粹在欧洲对犹太人及吉普赛的大，以及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杀戮）。到二战之后，在号称“自由世界的领袖”的美利坚合众国，种族主义还是社会制度与秩序的组成部分，经过黑人的不懈努力，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有所突破。但种族主义问题远未解决：种族歧视、种族不平等、种族矛盾迄今是美国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使美国社会陷入、冲突乃至内爆。在族群、对立的环境下，自然也难以推动普惠全民的左翼经济政策。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种族制度呢？也有的，还是来自汉地以外：蒙古人的“四等人制”——将人种按蒙古族、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原则进行排序，并赋予相应的、法律地位。这一社会制度与结构与中国文化是不相符的，大概也是蒙古政权最终没能统治汉地的原因。

　　6.阶级（class）。个体/群体被按照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划分成阶级，也是西方产物。阶级与阶层是不同的，在左翼里，阶级是一个具有极强性的概念，阶级之间是要对立、冲突、斗争、取代消亡的。在这套体系里，不仅要划分大的阶级，还有更加细分的阶级，例如专业人士被划为小资产阶级（petite bourgeoisie）。苏联传统，除地主外，农民也要进一步划分阶级，归为富农（Kulak）、中农（Serednyak）、贫农（Bednyak）等。不同的阶级对应不同的地位。这类左翼概念曾深刻影响中国，但已成为历史，远离我们的灯火。（阶层social strata与阶级是不同的，阶层主要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依据财富、生活方式、教育文化等指标对人群进行大概念的界定。阶层概念本身是非的）。

　　7.资本主义 vs 社会主义/主义：在西方的视野里，如果找不出将社会、人群分解和分离的标签，就无法理解人类社会和历史进程了，所以始终在找寻和构建这样的叙事。二战后，资本主义 vs 社会主义/主义（以及对应的代议制 vs 执政政权）成为定义和理解人类社会、划分阵营、构建对立与冲突的最主要标签。主导的是两个西方文明——这里，从东方视角出发，我们将苏联也视为泛西方阵营的组成部分。冷战后，伴随苏联解体，东欧国家成为转型经济，中国等国家推动改革开放， Francis·福山更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说”，这一传统的分野其实已经结束，不能再用以形容今天的世界。但时至今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仍然还在使用这一分野来理解定义与中国的关系，制造矛盾与对立。

　　8.文明（civilization）。Francis·福山在冷战后即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认为天下的经济制度将一统为市场经济+西方代议制。今天看来，这个历史断言当然是错误的。但西方很快就找到了冷战之后理解、定义世界秩序并且帮助制造分离与对立的新标签、新归类：文明。这就是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1996年的著作《文明的冲突》，大笔一挥，将世界分为以下主要文明：西方、东正教、伊斯兰、佛教、印度教、非洲、拉美、中华及日本，这些文明背后可能会包含一个或多个民族国家。他并预测：文明的冲突是驱动后冷战时期世界秩序的主要因素。在911恐怖袭击之后，西方人一度认为文明的冲突即是西方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文明的冲突成为显学。

　　9.认同与文化（identity& culture）。人类社会的标签和归类看上去已经够多了，但进入2010~2020年代后，西方仍然在寻找及构建新的标签，进一步分解和对立人类社会。在西方文化里，没有这样的标签，没有这样的张力、冲突、对立，似乎就不能够理解社会秩序、秩序、文化秩序及历史逻辑。这一新的标签更加宽泛，就是认同和文化。何为认同和文化？它可以是任何一个人类群体认为对自己的存在有意义的标识、标签，并且这种标识和标签是性的。认同与文化包含了种族、民族等与文化有关联的传统标签，但做了进一步的扩展，范畴更大，定义更为灵活——例如，从性别、饮食偏好到对环境保护的态度都可以成为认同。另外，认同和文化可以帮助在任何一个当代国家里以“新”的语言、“新”的边界，构建“新”的群体。譬如在美国，为了迎合正确，扩大受众，要避免讲白人群体，避免讲教福音教派，避免讲保守主义，避免讲种族主义，而要讲“美国文化”（American culture）——“美国文化”成为了一个可以帮助拒绝、抵抗、抵御全球化、多元文化、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世俗文化、（后）现代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及利益集团的有利工具。毫无疑问的，认同和文化将以更加复杂的方式，推动人群的分离与对立。

　　一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崇尚个人的利益、取向、选择、权利，将社会切割、分解至最小，变成以个人为组成单位的纯正原子社会。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这些造群的标签、标识、认同，成为驱动力量——譬如，我是一个食素者、同性恋、有色人种、进步主义者。

　　二是在言论自由的包装下，由资本驱动的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算法+社交媒体。人们被划至无数不同的子群体、“泡泡”、信息茧房里，加强与同类的互动，减少与不同类者的交流，不断地强化自己的认知、取态及偏见。这样的社会，毫无疑问是分解的、离散的，乃至分崩离析的，再难构建共识。

　　三是代议制/选举，让个体去投票，每个人都选择能够代表自己的利益、偏好、价值、取态的政党，推动符合自己利益取向的与政策。

　　四是代议制及选举下的党派。政党是一群人推动特定的和政策主张的工具，本身也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人们说现代历史上最早的政党发端自18世纪的英国。看政党一词——party，和英文的part（部分）一样，是诺曼人带来的，向前追溯至拉丁语的partita，这个词的词源，就是派别、、总体的一部分的意思（a part, division, section, portion）。因此从最初的内涵开始，党派就是代表一部分人而非全体人的取向与利益的。

　　过去数百年，西方政党的功能，就是挖掘、利用西方文明存在的诸多人群的概念，然后从中挑选选择一部分的人群，自言代表其力量，然后推动。可以看到，西方的政党，概念上就源自派别和，在行动和内涵上也依赖派别与分

　　无数帮助构建、可以自由组合的认同与标签 +原子化的社会 + 利用并加速的现当代媒体 +选举 +党派。

　　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构建共识呢？如果有共识，也是限于局部“泡泡”、文化和利益群体、信息茧房的小群体内部。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只能是的。

　　我们看西方社会，欧洲被化解为无数的小国；美国是西方文明里唯一的人口大国，但却被各种认同与标签分解、，表面上运转，实际处于失效及内爆状态。

　　现在看来，这一切就不难理解了：西方文明一直在构建强调差异、制造张力、催生冲突、导致人群的及文化概念。在西方，没有对立与冲突，没有的动能，人们似乎就无法理解社会，社会就找不到运行和前进的秩序和逻辑。这些主义与文化概念的作用力非常强——并且在资本与科技驱动的当代社会下变得更强，远远大于社会能够形成的聚合力及向心力。自然的，这就造成了西方世界的现状。

　　笔者认为，近/现/当代中国出现的许多对内对外的、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层面的冲突、矛盾、对立，都可以溯源自西方。

　　不仅是阶级、种族、民族、文明、文化等冲突，还有一般的“路线”和“主义”之争——从问题的呈现、定义到解决矛盾乃至斗争方式，都来自西方，与传统中国的中庸、和谐、包容、融会贯通、大同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说中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核心是，分之外，总有“合”的力量存在，而且这种力量还在不断加强。所以，过去数百年，大中华统合的时间是大多数，分的力量很难成气候。并且，现当代更加有利于合，使得合的力量贯穿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现在，我们大概已经很难想象中国会再进入“分”的状态。

　　西方就没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分，不存在这种历史性的循环及逻辑，基本就是分。能分就分，体变得越来越小（欧洲及欧洲的殖家），即便构建了松散的大型体（欧盟），也还可以再退、分（英国的脱欧）。美国这种移家在西方文明里是非常特殊的，各种族群和身份认同人群是混居的，没有历史领土，社会很难依次设立领土边界构建新的国家。大家在一起玩，那就只能继续对抗、冲突、直至内爆。

　　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国家。为什么它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国家存在？因为它受到东方/非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合”的力量超过了“分”的力量，使得它能够（和一些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维持传统的、多元文化的“帝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