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他者”的囚牢 ——读凯文•凯利新著《科技想要什么

走出“他者”的囚牢 ——读凯文•凯利新著《科技想要什么本站　　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中，直率地指出：长期的社会实践创造了一种“偶像生活”，比如去百老汇唱歌、参加奥运会拼搏、夺得诺贝尔奖，这种“大众文化错误地聚焦于那些能够证明自己的明星角色，认为他们就是成功的标杆

　　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中，直率地指出：长期的社会实践创造了一种“偶像生活”，比如去百老汇唱歌、参加奥运会拼搏、夺得诺贝尔奖，这种“大众文化错误地聚焦于那些能够证明自己的明星角色，认为他们就是成功的标杆。事实上，这种上等地位和明星身份可能是我们的囚牢，是他人的成功之路给我们套上的紧箍咒。”而这，也正是创始人扎克伯格思考的问题，“如何让产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用户数量的增长和技术本身的普遍性。”

　　超越了对“他者”自我中心的认识，在凯文·凯利的思维中，科技就不是外在于人而存在的，而是伴随着生命演化始终的；科技不只是人的产物，不只是工具，而是除植物、动物、原生生物、真菌、原细菌、真细菌之外的自然的“第七王国”；人也许不可以、也不应当去驾驭科技，而是应该将生命的力量释放到我们所创造的机器中，因为他认为人类的自由并非可以率性而为，而是“选择的自由”。因此，科技想要生命，创造新的奇迹，“科技为我们提供机会去发现自己，更重要的是预测未来的自己”。

　　于是，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中，举了12种“外（负）熵趋势列表”，以刻画“科技的轨迹”，它们依次是：提高效率、增加机会、提高自发性、提高复杂性、提高多样性、提高专门化、提高普遍性、增加自由、促进共生性、增加美感、提高感知能力、扩展结构、提高可进化性，也包括了包括创造大脑这一得寸进尺之举。在书中，凯文·凯利也点出了当下“网络世界的六大趋势”：屏幕、互动、共享、流动、访问、生成，“我们正在进入一个web新时代”。当然，凯文·凯利在书中也明言：“我们不是在描绘一组延伸至未来预定的曲线，而是指出这些爆炸式发展的科技趋势的目前方向。”

　　海德格尔说：“救渡乃植根并发育于技术之本质中。”面对未来生命化的科技，凯文·凯利为我们提供了三种实践经验：通过倾听科技的需求，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可以更加出色地做好准备，迎接必将到来的科技；通过采用主动融合原则，我们可以驾驭科技，使之发挥最大作用；通过遵从这种类生命系统的长期规则，我们可以获得它的全部馈赠。“我（上帝）给了你们自由意志，现在你们为我创造惊喜吧。我们人类的任务，就是给上帝创造惊喜。因此，我们将会制造机器人及人工智能机器，他们也将带给我们惊喜”。

　　技术是生命的延伸，不是独立于生命之外的东西。科技想要拥抱生命，它想要进化、想要秩序、想要充满神奇、充满活力的未来。“让我们设想一下，莫扎特生活的年代钢琴还没有发明出来，或凡·高生活在油画颜料要高价才能买得到的年代。每一天，地球上有众多小孩出生，他们都有很好的天赋，可也许他们借以表达自我的技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我们有义务去发明那些尚未被发明的东西。”“让每个人找到合适的技术去展现他们的天赋，这就是技术最积极的意义。”《科技想得到什么》，让我们一起期待：拥抱生命的科技！

　　凯文·凯利，一个传奇。他和许多IT科技天才一样，也是一个大学逃兵，在结束一年的大学生活后，他便决定退学去旅行，以寻求内心的出路，于是开始了他长达8年的亚洲“游侠”生活，成就了他作家、摄影家、自然保护者等数重身份。1984年，他发起了第一届黑客大会。后来，他成为《全球概览》杂志的编辑，出版《失控》，成为《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从此，他成了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杨致远等现代网络技术推动者嘴里的常客，被公认为观察者、哲学家、甚至是预言家。当然，更奇怪的是，这样一位科技的前沿预言家，却很少使用现代科技产品，他没有智能手机，甚至几乎不使用笔记本电脑。

　　1994年，凯文·凯利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失控：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书中，凯文·凯利对当时科技大胆畅想，特别是对还只是刚刚兴起的互联网科技的未来作出了预言：大众智慧、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敏捷开发、协作、双赢、共生、共同进化、网络社区、网络经济，等等，互联网的未来是个更加值得依赖的统一体，更加可靠的“大机器”。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些预言本身是“失控”的；如今，却有人说“这可能是过去10年来最聪明的一本书。”

　　在《失控》一书中，凯文·凯利说：“我发现网络非常地具有社会性、人性，非常温暖。它是有机的，好像是科技的另一张面孔一样。”“将生命的力量释放到我们所创造的机器中的同时，我们就丧失了对他们的控制。但在我看来，这却是个最美妙的结局。”他的新书《科技想要什么》，继续延续了这一话题的思考，他认为,当人造与天生最终完全统一的时候，那些由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将会具备学习、适应、自我治愈，甚至是进化的能力，人类将走向和机器一同进化的阶段。

　　凯文·凯利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源于他对“他者”这一古老哲学命题的颠覆性思考。无论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述，还是笛卡尔、康德的“客体论”，还是罗素、卡尔纳普的“他人之心”，列维纳斯的“他人的人道主义”，都只是将“他者”视为某个外部的“存在”，以自我为中心，孤独的、失眠的、挣扎的自我是时时处于与他者竞争的社会关系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