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文脉风物】从珠海走出的“买办” 率先开展“实业救国”探索

【珠海文脉风物】从珠海走出的“买办” 率先开展“实业救国”探索本站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的驱动成就了商人，也造就了商业。香山商帮孕育于明清时的海陆之间和区域内部的商贸往来之间，诞生于大航海时代的中外贸易活动之中，成长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外经济日趋一体化的历史变革之时。而从珠海走出的“买办”，在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尽管社会上有多种评价，但灵活能干的香山买办，早早嗅出了清末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重重危机，并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民族主义意识，他们积极投身洋务运动，率先投资、经营近代新式工商业，踏上了从洋行买办到民族工商业先驱的转型之路。

　　凭借在买办时期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和深厚人脉，他们开始在各行各业中大显身手：在航运、能源、铁路等领域，他们为民族资本奠定了发展基础，同时又几乎一手开辟了地产、保险、百货等完全崭新的行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仁济和保险公司、大新百货……这些赫赫有名的民族企业中，都可见香山商贾的身影。

　　香山素称“买办之乡”。“买办”一词，始于明代，其职务性质有过变化，到了清代，通常特指在中国境内的外商洋行工作、担任其业务代理人的中国雇员。

　　早在鸦片战争前，就有香山人进入广州十三行充当买办，也有一些香山人获得澳门同知颁发的执业资格而成为买办。鸦片战争后，外商带着自己的买办进入上海、天津等陆续开辟的口岸。买办立稳脚跟之后，极力推荐亲族友朋入行，逐渐织出辐射全国各行业的巨大关系网。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和席正甫有晚清“四大买办”之誉，其中郑观应来自今中山三乡雍陌，唐廷枢和徐润来自珠海唐家、北岭。

　　唐廷枢出生于1832年5月19日，珠海市唐家镇唐家村人。唐家湾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是东渐西风最早吹拂的地方之一。他的父亲唐宝臣原来在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打工，为了能让儿子免费在这个学校读书，唐宝臣一下就与校长塞缪尔·布朗(S.R.Brown)签订了延工八年的合同。于是唐廷枢从1842年起入读该校。在校六年时间里，他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中国的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和他是同学，两人结下毕生的深厚友谊。

　　唐廷枢的第一份工作是香港一家拍卖行的低级职员。1851年起，他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当了七年翻译。任职之余，他开了两家当铺，这是他从事商业的开始。后又在上海海关担任了三年高级翻译。

　　1861年，唐廷枢辞去海关的职务，自己办了一家“修华号”棉花行，在中国各地收购棉花，再转售给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洋行，因此与英国人开办的怡和洋行发生了联系。怡和洋行的买办林钦正好是他的同乡，1863年，唐廷枢进入怡和洋行任买办，为他的英国老板收购丝茶、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这个具有商业天分的中国人，是美国人眼中“最难以应付的对手”，因为，“在取得情报和兜揽生意方面……他总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

　　但进入不惑之年后，唐廷枢却脱下了洋行的“皮鞋”，穿上了北洋大臣李鸿章递来的“官靴”，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员主将。这个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缘起何处？史籍并无太多记载，只留下只言片语。据传，某次，唐廷枢搭乘外籍轮船返港，遇飓风被困，外籍船主给每位中国乘客发一磅淡水，用于洗脸解渴，而船上运载的百余头羊，却有满桶淡水任其饮用，他“深感可恨”。

　　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唐廷枢最终离开怡和洋行并投身于李鸿章的诸多洋务事业，大概也是由此触发吧。1872年，唐廷枢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拓展中国近代的航运业。从1873年起到1876年止，唐廷枢的活动主要在轮船招商局。

　　1876年，他受李鸿章的委派，开始筹办开平煤矿，1885年以后，则完全脱离招商局，专管开平煤矿。开平煤矿是唐廷枢一生所经营的企业中历时最久的一个，这个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招集资本到正式开采，都是在他亲自主持之下进行的。这个矿在19世纪末期的年产量，曾经达到78万吨，为当时其他的官商煤矿所不及。还有，作为开平煤矿的附属部分，中国自营的第一条铁路——开平铁路、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上厂，也是在唐廷枢倡议和主持之下兴办的。这个煤矿为洋务派官僚提供了他们所孜孜以求的“海防用项”，也为它的投资者提供了大量的收入。

　　买办起家的唐廷枢，一生留下了许多“中国第一”。他使中国第一家轮船招商局扭亏为盈，成功地兼并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而且还敢与外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展开市场竞争；他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国产铁路，制造了第一个火车机车头，创办了第一个水泥厂，开办了第一家由中国人主办的保险公司，编纂了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本教科书《英语集全》，创建了上海历史上第一家医院，并成功地创办了中国大型机械采矿业——开滦煤矿。他的一生与上海和唐山这两座迅速崛起的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与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和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892年，唐廷枢逝世于天津。关于他的死讯，出现在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报刊上；多个国家驻天津的领事馆，都在祭日这天下半旗志哀；有13个国家的商务官员，乘船护送他的灵柩至家乡珠海安葬，这些官员上岸脱帽鞠躬后，方才离去。唐廷枢只是一个商人，但这份哀荣，并无同时代的商人可以比拟。李鸿章在主持他的葬礼时，悲戚地说：“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

　　今年是唐廷枢诞辰190周年。百余年后，人们依然在怀念着这位从唐家湾走出的第一位近代企业家。今年11月18日，珠海市唐廷枢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在唐廷枢的故乡珠海唐家湾举办“纪念工业先驱唐廷枢实业报国系列活动”：发行“唐廷枢诞辰190周年纪念邮票”；举办“工业先驱实业报国——唐廷枢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组织“中国近代实业强国研习营”。而在几个月前，“香山文化论坛2022——纪念唐廷枢诞辰190周年暨‘香山商帮与洋务运动’学术年会”在澳门举办。

　　开滦集团党委、开滦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张雨良认为，唐廷枢创造了一个中国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时代。他高度概括了唐廷枢的一生：因其先觉先行而伟大，因其创业艰难而伟大，因其贡献卓越而伟大，因其影响久远而伟大。唐廷枢在工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新时代，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唐廷枢研究会会长唐嘉乐介绍，为了推进相关研究，澳门科技大学唐廷枢研究中心、珠海市唐廷枢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唐廷枢研究会相继成立，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未来将与社会各界开展广泛合作。

　　比如，他与珠海北岭人徐润一起出任招商局会办，“唐藉徐之财力，徐藉唐之才力，和衷协作，庶克有济”。徐润作为唐廷枢的好友和得力助手，和他一起经营和创办企业，并且在其去世后继续经营他们共同缔造的事业。

　　1873年6月，徐润被李鸿章正式委任为轮船招商局会办，主持轮船招商局的业务经营。唐廷枢和徐润主持轮船招商局十年至今被史家称为招商局早期历史的黄金十年。由于唐廷枢经常外出，特别是1876年唐廷枢奉李鸿章之命经营开平煤矿后，轮船招商局实际由徐润一人经理。

　　1873年，唐廷枢和徐润开始为招商局招股。由于两人在商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对于他们主持下的招股事宜，上海新闻界都抱着乐观的态度。徐润首先自己大量认购股票，当时的招商局，他堪称第一号股东，前后共认购48万两，此外设法招徕各亲友之入股者，亦不下五六十万两。关于徐润在招商中的作用和影响，李鸿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招商局“无雨之(徐润)则已倾覆”，可见徐润个人的影响和威望在招商局早期的招股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资本有了，但招商局的竞争对手是独占鳌头的外资轮船公司。被委以重任后，徐润施展出他在洋行学到的十八般武艺，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使晚清江海航运市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航运业从西方势力“垄断独登”进入“稍分洋人之利”的局面。

　　徐润的四叔徐荣村（1822—1873年）也是一位著名的买办，同时也是“中国参展世博会的第一人”。徐荣村发迹于19世纪40年代的上海宝顺洋行买办任上，同时他也在上海开办了自己的“荣记”商铺，经营茶丝买卖，并且拥有专营商标“荣记”（YUNGKEE）。1851年，英国要在伦敦举办“伟大的展览会”消息传到中国，头脑灵活的徐荣村付诸行动，精心选送了自己经营的12包“荣记湖丝”，贴上中英文标签用船运至英国。因“充分显示了来自桑蚕原产国丝绸的优异质量”，这件展品最后获得世博会颁发的“制造业和手工业”奖章。奖状上的“翼飞美人”图案后来也被用作“荣记湖丝”的商标。

　　中山市社科联原主席胡波在《香山买办与世博会》中介绍，徐荣村请画匠把维多利亚女王赠送的奖状中的“翼飞美人”图案临摹下来，加以油印，作为商标，以示其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民族品牌，并推出系列商品、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他的成功不仅触动了那个年代的中国商人，这种敢为人先、融通世界的思维格局，依然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徐荣村家族赚钱以后，还为家乡建设投入巨款。”徐润文化研究会会长方胜林介绍。据悉，在清政府选派留美幼童的背后，也有以徐荣村为先辈的徐氏家族的鼎力支持。

　　买办世家中除了唐家唐氏、北岭徐氏等，会同莫氏也是粤商中的一支劲旅。即使到了今天，翻开近代中国史，唐廷枢、莫仕扬、徐润、郑观应四个名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香山买办群体，依然是中国近代历史故事最激荡的部分之一。

　　莫仕扬（1820—1879年），名维俊，字彦臣，香山县金鼎会同村人，莫氏买办家族的开创者。1870年，他加入香港太古洋行担任总办，其子莫藻泉、其孙莫应溎、莫干生，曾孙莫庆荣、莫庆锵也相继担任太古洋行买办，对香港的进出口贸易、航运业、制糖业、保险业、房地产业以及油漆化工业的发展作出过贡献。

　　莫应溎出生于1901年8月8日，4岁时到香港，幼年就读于岭南学堂（即美国教会创办的岭南大学前身）、香港皇仁书院。1920年留学英国，先后在剑桥大学经济系和伦敦法学院学习，取得经济学学士文凭和大律师资格。大学毕业后，他回到香港，从事律师职业。莫应溎的事业是从糖业开始的，他于1928年出任太古洋行买办，负责推销太古糖。由于他推销太古糖成绩显著，不久便被提升为太古洋行糖业部的华籍经理，享有优厚的待遇。

　　尽管莫应溎忠实地为太古洋行效力，但英商对华籍职员仍不信任，他们垄断生产技术，甚至阻止莫应溎到糖厂内部参观。此事使莫应溎深感为外国人服务，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信任，他盼望自己的国家能把制糖工业发展起来。

　　1933年3月，莫应溎为在广东投资建设糖厂问题，由香港来到广州，经与广东当局反复协商，最后确定：糖业生产方面由政府负责经营，销售方面则由莫应溎联合省港糖商向政府承包经营。自1934年6月起，莫应溎承包了广东食糖的营运与销售，在广州设立办事处。当时陈济棠实行糖业统制政策，莫应溎成为蔗糖营运商，既为太古洋行运销太古糖，又为陈济棠推销“无烟糖”，一举两得，均获大利。不过，后续因种种原因，莫应溎放弃了蔗糖营运业务，担任广州大隆行、穗港存义行等企业的经理。

　　日寇侵华期间，莫应溎作为一个经济法律专业人士，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募捐募款、抗日救亡的民族运动洪流中，成为著名的爱国侨领。1950年，莫应溎以香港华商总会董事兼交际组组长身份被推举为香港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筹委会主席。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翌年，莫应溎被委任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客座教授李世源认为，作为一个生在香港、长在香港、毕业于剑桥大学、取得英国律师资质，与港英当局过过招的爱国专业人士，中国政府请莫应溎出山，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正是人尽其才之举。李世源坦言，莫氏家族为外国洋行“扮演”经济运作中的洋务买办，其过是非自当别论。但莫氏家族出了一个莫应溎，却毫无疑问是莫氏家族极大的骄傲，是珠海人的骄傲，更是华人的一大骄傲。

　　珠海博物馆相关负责人称，香山买办在外商洋行中汲取近代对外贸易和企业管理经验、提升能力和眼界，进而积极参与洋务、创办新式企业，他们灵活识时务，敢为人先，以实际作为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转型与进化，自身也成为民族工商业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