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G到5G：技术驱动下的网络舆情特征探究

从2G到5G：技术驱动下的网络舆情特征探究本站　　摘 要：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迭代，移动通讯设备传输速率从2G技术下的20Kb/s增长到5G时代的100Mb/s，呈现几何级增速，与之相对应的媒介形态、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等也具备了新的特点

　　摘 要：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迭代，移动通讯设备传输速率从2G技术下的20Kb/s增长到5G时代的100Mb/s，呈现几何级增速，与之相对应的媒介形态、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等也具备了新的特点。文章通过分析通信技术从2G到5G时代历程中的媒介生态表征，对网络舆情发展阶段的节点进行了划分，并利用典型案例进一步阐述各阶段网络舆情的形成及其特征，最后对技术赋权带来的网络舆情挑战提出了应对性思考。

　　基金项目：2020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引导机制研究（2020CX164）

　　“我们用新媒介和新技术使自己放大延伸”[1]，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相关论述在今天依然备受推崇，探究技术赋权下的网络舆情生态仍具借鉴意义。

　　从人类有传播活动以来，从语言到文字，从印刷术到电子媒介，传播媒介不断更新换代，并“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2]。

　　媒介技术驱动下，媒介传播形态快速迭代更新。自2G技术诞生以来，不同的媒介形态对传播的影响也愈发凸显，“每一次移动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都被认为是一场划时代的跨越”[3]。“只要有新的性技术生成，就必然会有新的不同以往的新闻生产传播方式出现。”[4]“一个新媒介的介入，就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口。”[5]

　　在“技术赋权”的背景下，“通过在网络空间的互动，国家和社会力量在相互改造”[6]。技术驱动对传媒业的改变已成共识。反观网络舆情，作为“新闻的B面”[7]，其形成与演变也有着鲜明的发展路径和特色。

　　在通信技术从2G到5G的迭代升级中，网络传输速度从约15K/s快速升至100Mb/s，傳输内容从文字到图文、长短视频，再到VR、AR虚拟现实场景等各种业态相融共存。综合这些因素，网络舆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处境和挑战。

　　本文通过考察通信技术从2G到5G的历程中舆情的变迁及其内在逻辑，尝试对网络舆情每个阶段进行划分，并阐述不同时期网络舆情的形成与演变呈现的特征，最后对技术赋权带来的挑战提出建设性思考。

　　2G到5G各个节点如何划分？多数研究者以工信部颁发相应牌照的时间为节点，即工信部分别于2008年12月、2013年12月、2019年6月颁发3G、4G、5G牌照的时间为节点。然而，从颁发相应牌照到通讯运营商正式向社会提供相应服务，再到相应用户达到一定量级并形成主流生态，这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显然，以颁发相应牌照的时间为节点的划分并不完全适用于网络舆情的形成与演变分析。

　　李良荣教授从技术发展史视角出发，给学界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他将1994-2007年划分为2G时代，2008-2012年划分为3G时代，2013-2018年划分为4G时代，2019年至今为5G时代。

　　综合学界观点并结合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定期发布的《年度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月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中相应用户的数量与占比，本文认为2G到5G的时间节点划分如下：2000—2008年为2G时代，2009—2013年为2G、3G交织时代，2014—2018年为2G、3G和4G网络并存时代，2019年起为3G、4G、5G网络并存时代。

　　与之相对应的是，本文认为2007、2008年表现出最为典型的2G时代舆情特征，2013年表现出最为典型的3G时代舆情特征，2019年表现出最为典型的4G时代舆情特征。

　　本文舆情事件的列举、统计与数据均来源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现更名为人民网舆数中心），网民数量与相应分析均来自CNNIC定期公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相应技术的投入使用与相应用户的数量与占比均来自工信部《年度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月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而关于论坛、微信、新浪微博、各客户端的发展情况，均来自各互联网企业对外公布的数据，不再一一说明。

　　1994年，2G（GSM）技术出现，但直至2000年5月，随着诺基亚7110启用无线应用协议，手机上网时代才开始。

　　工信部颁发3G牌照后，通讯运营商于2009年1月提供3G服务。同年8月，新浪微博上线G时代，网民开始在论坛、博客写文章，在网络新闻后跟帖表明观点。2009年微博上线后，用户激增，正式成为主阵地之一。

　　2003年被研究者普遍认为是“中国网络元年”，其标准事件为“孙志刚案”“刘涌案”，“中国网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通过网络改变社会事件进程的力量”[8]。也有研究者认为，2007年是“网络公共元年”，“中国网民推动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2007年这样显著”[9]。

　　综合2G的用户规模、占比两项指标，2007-2008年，表现出最为典型的2G时代舆情特征。2008年底，全国64 123万移动电线G用户。

　　从全国层面来看，2007年爆发的“南京彭宇案”“案”“广东枪击教授案”“重庆事件”等[10]，2008年爆发的“拉萨314事件”“汶川512地震”“事件”“三鹿毒奶粉案”“案”等[11]，引起广泛关注。

　　将目光聚焦到一省之域，可以更好地观察变化。以安徽省为例，2007年先后发生如下重大舆情事件：合肥17岁高中女学生命殒公交轮下，省城公交车今年已造成10人死亡（新安晚报，2007-04-27）;“皖毛毛”公司将过期一年多粽子改头换面卖（安徽商报，2007-06-17）;安徽高考漏统事件26.3万考生成绩出错（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2007-06-28）;广州一皖籍副教授遭枪击身亡（南方都市报，2007-11-13）。

　　1.传统媒体成舆情主发酵地。2007-2008年，舆情事件的形成绝大多数来源于传统媒体的报道，新闻线索多来自记者自身的新闻敏感及读者、观众的来电、来信。此时，论坛、博客蓬勃生长、显露头角，强国、本网论坛，天涯、凯迪社区及牛博网等成为重要的阵地。网络上各种论坛成为公众议政平台，媒体与网络联动苗头显现，传统媒体提供的手机报方兴未艾。

　　如，上述所列举的安徽省热点舆情事件均由媒体首报，而媒体的线索来源，部分来自记者的职业敏感，更多地来自热线电话。安徽高考漏统事件中，《新安晚报》跑教育口记者张晓嵘发现，与估分相比，考生语文成绩大幅度下降。2007年6月26日，该报发表述评文章提出疑问，但文中未提及漏统，而是认为考卷难度增加所致，后事实证明系安徽省教育厅核查时发现漏统。“皖毛毛”过期粽子事件、广州一皖籍副教授遭枪击身亡等事件线索均来自读者热线年，皖籍网民“梦回徽商”于强国论坛刊文《安徽，我心中的痛！》后，受邀作为嘉宾参与在线访谈。“梦回徽商”在网吧里，用文字与各地网民进行交流。

　　进入2008年，传统媒体已不能独占信息源。当年，中国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12]。舆情的形成与演变随之出现小幅度变化。以安徽省为例，2008年，多数舆情事件仍由媒体首报，如安徽阜阳爆发疫情等。但部分热点舆情事件出现了“网民爆料，媒体跟进”的典型特征。2008年初，安徽师范大学一女生在芜湖站乘列车回家时挤下站台被轧死。多名目击者网络发帖，天涯社区网民“蔷花红莲沼泽魅”、新浪博客用户“浪漫满怀”先后以《2008年1月13日下午五点，芜湖火车站惨剧，我在现场目击三米之外的死亡》《这就是生命吗？记芜湖火车站的一场事故》为题发帖描述了事件经过。随后，《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跟进报道。

　　3.贴文爆料成主流趋势。2008年起，媒体广泛留意到网络的力量。安徽本地网媒“中安在线年时，除常规的十大工程、十大新闻、十大人物外，首次盘点了“十大热帖”。

　　十大热帖主要为：黄梅戏唱响了没有、安大校史之争、省县直辖、安徽设区的市与地方经济区设想、我们到底需要一条怎样的长江中路、责怪老师“杨不管”意义何在等。

　　“十大热帖”开栏词写到“2008年是‘政府官员上网年。执政者纷纷通过网络来发现最真实、最朴素的，让虚拟网络的意见最终得以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对接。”

　　4.网络被广泛认可。从2008年起，市一级的党委、政府将网络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各地先后建起政府网、新闻网，开始有意识地通过网络邮箱等吸纳网见。

　　纵观上述舆情事件的发酵路径、演变过程、处置方式、涉事方意识，可以清晰地发现：在2G阶段，传统媒体牢牢掌握议题设置权，在传播力、引导力、影響力、公信力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舆情的演变轨迹清晰明确，多是媒体报道、被报道者反馈、媒体跟进;政府的引导路径简单明了，主要是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通稿等形式，如安徽高考漏统事件，当地举办新闻发布会解释并道歉。

　　2G时代，舆情引导难度较低。由于传统媒体出版周期的限制，致使舆情引导的时效性要求不高。即便是突发事件，24小时之内发声已能满足需求，有些事件3天内给出调查结果并发声，仍会获得媒体好评。

　　3G牌照颁发后，2G用户仍持续增长中。2011年第一季度，3G用户的增长数量超过2G用户，但直至2012年11月，2G用户的数量方进入负增长阶段。

　　2013年12月，4G牌照颁发。从用户规模与占比来看，2013年表现出最为典型的3G时代舆情特征，当年3G移动电线.网络爆料成点燃舆情第一信源。2013年，在全国层面，爆发了“李天一案”“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等[13];安徽省热度最高的舆情事件为宁国悬浮照事件与蚌埠见死不救事件。

　　上述热点舆情均为网络首报，尤其以微博为第一源头，然后媒体跟进，媒体与网络互动。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更由对判决不满者长期追踪、拍摄，然后进行网络举报。

　　2013年，网络媒体由单纯的文字供给进入图文时代。随着手机价格的不断降低，网民激增，“三低”人群大量涌入。论坛失去“霸主”地位，人人网、开心网一度红火。微博于2009年，微信于2011年先后登上历史舞台。2013年，双微已成为舆情的主要源头。特别是微博，已成为极为重要的社交平台，日平均活跃用户6 140万。而微信从 2012 年下半年开始流行，至2013年微信公众账号大量涌现。人民网舆情对重点事件的监测渠道比重显示，网络舆情多发领域由天涯、凯迪、强国社区向新浪、腾讯微博与人人网、开心网等区域转移。

　　2.被网络曝光后“热度”高涨。媒体因为种种原因“忽略”掉的事件，借助网络长时间成为热点事件。如合肥少女周岩毁容案，案发5个多月后，才因网帖闯入公众视野。周岩小姨在合肥论坛发帖，指责合肥一对领导的儿子陶某某因“求爱不成”向周岩泼硫酸。合肥论坛版主将其转发至微博，引爆网络，2013年该事件反复被报道。直至今日，当出现类似案件时，合肥少女周岩毁容案仍被网民反复提及。

　　再如2013年8月出现的蚌埠见死不救事件，甚至不需要官方媒体跟进，直接通过网络进行病毒式传播，舆情事件爆发当日即从爆发期进入高峰期。

　　宁国悬浮照事件爆发后，腾讯新闻对此弹窗、微博热搜排名第一，当日舆情热度全国最高。该事件由网民与宁国民政局角力时爆发。此前，有网民为宁国一患者募捐，当地民政局称不合规将其叫停，网民与民政部门形成对峙，翻遍当地官网与民政有关的全部新闻，找出这处悬浮照并四处扩散。

　　3.网络媒体占据主导权。3G时代，多次出现舆情多回合博弈，官方单方面的回应已经难以一锤定音。如蚌埠见死不救事件，公安机关的回应与网民看视频的直接观感不符，并未消除质疑。

　　纵观上述舆情的发酵路径，首曝媒体均为互联网，在舆情的高峰阶段，呈现多媒体持续发力的效果。3G时代，网络媒体已牢牢夺得议程设置的主导权，传统媒体在突发性重大新闻事件的首发权让位新媒体。传统媒体是否能守住引导权，还要看后续调查结果是否具有说服力。此时，政府的网络利用意识已经形成，但一些党政机关，尤其是基层单位，对上述变化无感，仍没有适应“多用话语权、少用封堵权”的转变。

　　在引导的时效等方面，3G时代舆情引导难度较2G时代有所增加，突发事件中，各地一般12小时内发声。

　　2014-2019年，通讯运营商主推4G业务。2014年，4G用户占比37.7%（48 525.5万户），2018年4G用戶占比74.4%（11.7亿户）。2019年11月，5G商用套餐公布，当年4G用户达到峰值，占比80.1%（12.8亿户）。2018-2019年，表现出最为典型的4G时代舆情特征。

　　从全国层面， 2018年出现“问题疫苗”“鸿茅药酒”等[14]事件，2019年出现“孙小果案”等[15]事件。仍以安徽省为例，2018年安徽省先后爆发合肥公交站倒塌、教师扒高铁门、六安教师集访、芜湖一幼儿园现发臭鸡腿等事件。2019年，阜阳被指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周春雨被判20年、生鲜电商呆萝卜千店关门等先后引发关注。上述舆情事件，一经媒体、自媒体扩散，报道量、网民讨论量“双高”。

　　1.新技术的出现助推舆情快速扩散。这一阶段的网络舆情事件，多由媒体或由前媒体人通过自媒体的深度介入，推动这些事件成为全国热点。如长春生物问题疫苗事件，由前南方周末记者张育群、李一帆等通过自媒体账号“兽楼处”曝光。2018-2019年，传统媒体均已开始媒体融合的进程。“无视频，不新闻”，短视频和网络直播的普及，让草根百姓从观赏消费者变成了新媒体平台上的表演者;人工算法推送，开启了个性化新闻时代，今日头条等日活过亿;传统媒体纷纷打造“两微一端一抖”。

　　2.新传播领域舆情监测技术待升级。以业界为例，人民网舆情监测的重心发生变化。这个阶段开心网、人人网已消失不见，论坛、博客的权重大幅度下降，信息来源量仅占所有渠道的9%，网络新闻、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成为主要监测对象。一方面，除了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爆料之外，视频平台等也成为爆料的源头之一。但短视频内容参差不齐，泥沙俱下，目前市面上的主流监测系统无法对视频内容进行解构分析;另一方面，监测系统也无法对涉公共领域的微信群、QQ群进行合法监测。

　　3.网络舆情事件成常态、多发事件。2018-2019年，媒体议程设置能力进一步减弱，话语权更趋于均等化，民生类话题容易引起共鸣。如女大学生入住黄山一饭店发现摄像头、高速通道只留一个给未装ETC车辆通行等引发关注。

　　与此同时，圈层、隐舆情、后问题开始浮上水面。从“帝吧”网友到“饭圈”女孩，圈群用户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致的群体意识和规范，因此分享信息和观点时更为大胆与开放。从微博、论坛此类“广场喇叭”，到QQ群、微信群等“圈子传播”，形成半开放的网络社群，“隐舆情”“潜舆情”特征突出。后时代，新闻传播的情感化大幅提升。

　　4.基层舆情应对能力亟待提升。4G时代，基层单位面对频发、多发的舆情却表现出不适感，针对一些事件的处置，应对能力和经验不足，往往陷于被动局面。如庭审直播、会议直播翻车屡见不鲜。在舆情引导方面，除常规通稿外，还出现视频、动画还原现场等“可视化”的倾向。

　　2019年，合肥市一公安分局在抓捕一名涉枪案件嫌疑人时，该嫌犯剧烈反抗后死亡。事发两日后，死者家属通过社交媒体发声，长达三个月，门一直处于静默期，致使各种说法纷起。直至上级统一协调，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才进行了通报。

　　无独有偶，2019年，媒体关注阜阳朱明友档案被冒领一事。此前其投诉两年无果，现代快报、新京报等多家媒体引爆舆情后，当日警方、纪委介入调查。诸如此类事件，不断引发追问，高效率何以总在曝光后？解决问题不能总靠网络曝光？

　　除了上述鸵鸟心态外，还存在一种应付心态：表面化处置，敷衍式回应，糊弄。即出现舆情后，反应迅速、表态坚决，但通报时避重就轻，处置乏力甚至烂尾。2019年5月，多名女大学生黄山集体住宿遭摄像头。报案后，有警方签章的证据清单写明：“2段（视频）是4月份”，而警方通报称“饭店业主5月放置设备”。如此前后矛盾缺乏基本“逻辑”的回复，难以平复质疑。

　　纵观上述舆情的形成、演变与典型事件的处置，可以得出结论：随着传统媒体主动融入新媒体，无论传播力、影响力，新媒体全面超越传统媒体。主流媒体进行媒体融合后，在舆情引导时可以多渠道分发，扩散受众面。但受众面的扩大并不意味着说服力的增强，能否守住定义权，仍需要看调查结果本身是否具有说服力。

　　4G时代，舆情引导难度继续增加。实践中，突发事件各地一般4-5小时内发声，但一些处置失败的舆情案例说明，县（区）及以下基层单位仍未全面适应舆情处置新要求，致使出现舆情对垒。

　　5G时代，万物皆媒。截至2021年3月底，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运营商5G套餐数超3.6亿户，虽然从用户数量而言仍占比较低，但5G时代的特征已经凸显。

　　从全国层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最大舆情”[16]，此外，鲍毓明案、北大女生包丽去世、丰巢快递收费、快递员被困系统等广受热议。

　　聚焦安徽，望江女孩溺亡、安徽工程大学一老师杀死19岁女生、宣城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中科院近百名博士集体离职事件广受关注。

　　1.传播门槛再度降低。传播门槛的降低，意味着传播权利的均等化，个人成为舆情重要构建者已然成为一种态势，舆情进入随时爆发、全时传播的阶段。如望江女孩溺亡事件，此事件引爆的视频来自网民拍摄。碎片化的现场视频并未还原事件全貌，但却引发了网民对涉事警方呼天盖地的质疑。信息不对等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原因，警方仅有文字通报，相较之下，人们更相信眼见为“实”。

　　2.视频直播渐成常态。由于网速增加、流量费降低，视频直播成为常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党委、政府与媒体综合运用直播、长短视频、图文、音频等形式全方位发布内容，多地“战疫医院”建设工地通过5G信号直播，网民进行“云监工”。在复工复产期间，多地干部走进直播间“带货”，各地新闻发布会全程直播成了惯例。直播与视频的普及带热“网红经济”，除薇娅、罗永浩、辛巴等头部网红外，新疆副县长贺娇龙、藏族少年丁真等借助网络快速跃升为“流量”。

　　3.媒体转型速度加快。各媒体纷纷加快移动端、视频化转型。如人民网提出2021年加快“移动优先、视频优先”，央视提出5G技术用于视音频文件传输、新媒体直播、4K超高清视音频直播、VR制作等[17]。

　　4.网民声音更重诉求。5G时代，网民更加注重平等、公平，愈加勇于表达意见。如，司法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话题多次登上热搜，阅读总数超过40亿。再如，高考期间安徽省安装空调事件，面对网民建议，合肥教育部门称，因“公平性”不考虑装空调。随后，有媒体报道指出合肥下辖的巢湖市正在装空调，这让官方回复失去了立足点。一旦事件被认为是有违社会公平正义，极易让网民产生“代入感”，造成舆情焦点。

　　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成为民心的集结。2020年涉经济舆情多发，基层民众疫情防控期间收入、楼市、、民营经济、生活花销等话题牵动民众切身利益，影响面广，关注度高。P2P清零、多家长租公寓“爆雷”等事件均挑动网民神经，引发广泛关注。一些行政决策不合常规也极易引发热议。就安徽而言，无为市住房限售政策“2日游”事件、因长江禁渔巢湖渔村名称改为“果湖”渔村等事件，体现了政令频繁变动、异动给政府公信力带来的伤害。

　　“5G 时代的海量传输，既有信息与事实的传输，也包含情绪的传递。”[18]“在带有情绪化的信息中，負面情绪较之正面情绪的感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甚至会出现情绪传染的现象，形成群体性行动。”[19]而化解含有情绪化的舆情事件，处置难度更大。

　　随着技术赋权，公民通过网络表达意见与诉求利益的门槛越来越低，频率越来越高，意向越来越强，情绪指向性也越来越明显。一些舆情事件牵涉面广，往往超出单个条线单位的处置范围，仅凭涉事主体难以有效应对，需要多方合力化解。这就导致舆情引导难度持续增加。一系列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各地实时发声、反复发声屡见不鲜。引导稍有瑕疵，次生舆情便接连不断，导致引火烧身。

　　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播生态系统，并不断迭代更新。舆情行业区分各个阶段进行时，不能忽视技术进步带来的用户规模、传播平台的变化。自中国进入互联网社会以来，舆情形成与演变的背后，是从2G到5G时代的迭代历程。

　　技术赋权带来的区分度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表达的门槛越来越低。如果说文字尚有一定门槛，当下多个APP“一键直播”功能的出现，让网民表达门槛降至极低，舆情形成越来越多元化、个人化，重塑了传播格局中的权力关系;第二，随着技术的进步，网民可以随时随地、无时无刻地处在“在线”状态，舆情的演变呈现出多平台、实时扩散的特征;第三，技术赋权带来传播主体的扩大，社会分层带来群体意识的圈层化、情绪化，致使凝聚共识的难度大大增加。

　　当下，6G、7G、8G……乃至“天网”的概念已被提出。但无论技术如何迭代，互联网的核心基因不变。毕竟，互联网自诞生之日，其“基因”就已注定，其传输的信息天然带有“去中心化”“分权化”的特点，“造就了信息传播的多样化与控制的复杂化”[20]。

　　随着互联网技术迭代更新，网络舆情不断呈现出新特点。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是，面对着技术赋权带来的不确定性，如何才能应对今后的舆情？

　　1.实情决定舆情。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该用确定性对抗不确定性。纵观2G到5G期间，舆情的引发、形成越来越广泛，舆情的扩散、反馈越来越迅速，但不论网络舆情如何演变，其处置过程中“实情决定舆情”的内核不变。面对不确定性，更需要始终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并在执行中不断围绕这一原则动态修正、反馈，有了这一确定性的指引，在面临不确定的问题时，就有了定盘星。

　　2.治理实践应与时俱进。需要明确的是，技术发展给治理不断带来新难题，但亦可借助技术推动舆情治理。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安康码“进化”成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有效促进了疫情防控工作的进展;而利用全媒体技术的信息实时传播功能，让网民随时随地接收信息，有利于化解谣言、消除恐慌，最终有助于突发事件的有效解决。

　　近些年来，加强数字型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作为一个内涵丰富且具有长期性的实践命题，在现实中正在让更多老百姓受益，也为舆情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参考。当然，完善健全舆情风险防控、研判、协同、责任等长效机制，加强信息公开与新闻宣传，并从人财物、机构设置上进行保障也必不可少。

　　[2] 陈力丹.试看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从古登堡到“第五媒体”[J].国际新闻界，2004（6）：33-35.

　　[3] 李良荣，辛艳艳.从2G到5G：技术驱动下的中国传媒业变革[J].新闻大学，2020（0）：51-66+123.

　　[4] 杨保军.论作为宏观新闻规律的“技术主导律”[J].国际新闻界，2019，41（8）：108-134.

　　[5] 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10）：60-81+127.

　　[6] 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04.

　　[8] 李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舆情生态演变机制及其特点分析[J].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13（1）：235-247.

　　[10] 祝华新，春，孙文涛.2007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J].今传媒，2008（2）：31-40.

　　[11] 祝华新，单学刚，春.2008：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M]//社会蓝皮书：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3] 祝华新，单学刚，刘鹏飞，等.2013：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M]//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4] 祝华新，廖灿亮，潘宇峰.2018：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M]//社会蓝皮书：201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5] 祝华新，廖灿亮，潘宇峰.2019：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M]//社会蓝皮书：202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16] 李家林.疫情、輿情与民情——从新冠肺炎疫情看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置与引导[J].新闻世界，2020（4）：3-6.

　　[18] 喻国明，杨雅.5G时代：未来传播中“人—机”关系的模式重构[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73（1）：5-10.

　　[19] 李家林.社会治理视域下情绪化表达对舆情处置的影响[J].新闻前哨，2020（3）：7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