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灾难：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应急物流体系？

2020年春节所爆发的“武汉肺炎”疫情在很多地方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也在很多方面给了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比如社会自组织、自救援的快速响应对于救灾有着非常高效的价值。正如我党一直主张和宣扬的：要依靠人民，打赢人民战争一样。当前因为互联网发达使得大众对于灾情信息的了解和反应已经是极速了。这种民间的快速感知和反应对于迅速聚合物资扑灭灾情或者解燃眉之急都是价值巨大。

在武汉宣布封城之后，因医护物资的缺乏，民间就迅速通过互联网组织起了第一批医护物资的快速救援。所有的交易和付款很容易通过互联网进行组织完成，但是物资的交付在春节和封城的背景之下就成了难点。而随后随着捐赠的物资越来越多，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常设的慈善组织，面对这么多物资的清点、接受、分发和配送就明显力有不逮。那么应该如何为灾难建立一个可以快速响应的应急物流体系？不仅仅只是应对当前的疫情。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应急物流体系？

我们需要一种能吸纳大众参与参加的社会化大应急物流体系。它是需要依靠政府来做骨架，吸纳更多社会企业和相关组织以及个人来积极参与,最终形成公开透明的平台体系结构。用互联网来链接和协作各参与者有序的运作和运转为救灾、救助提供高效的服务。

应急救灾物流体系需采用区块链的理念和技术确保灾区的所有需求以及各项操作记录都是公开透明和不可篡改的；且需要使得在相同需求物资上的各个需求单位的满足水平要基本相当。物资供应者以及善款捐助者也能公开透明的看到物资和善款的流向，每笔钱、每笔物资最后是真的、快速流到了需要的灾民或者最终救助机构的手中。这都少不了物流在中间承担物资的流通者，所以物流信息也必须透明清晰。所有的这一切既要处于政府的监督和管控下，也应该处于所有参与者以及社会大众的监督之下。其特征如下： 

1. 由政府强组织与管控，大众可自组织参与的社会化大应急物流体系；

当灾难发生后，无论是疫情、还是水灾、火灾或是地震，灾区的人才是“神经末梢的反应元”，也只有他们的呐喊和需求才是最真实和最迫切的。而与之能产生共振和共鸣的则是与灾民有联系的亲人/乡亲以及一度关系的人群，在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快速传播下，这就极易推动整个社会产生很自然的自组织救援行动。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自助救援已经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国家的传统。也符合我党的思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人民战争。希望人民群众在困难时期团结互助，帮助灾区度过难关、实现生产自救。

在灾区，在灾情肆虐的时候更紧缺的是物资而不是钱。比如这次武汉的疫情更需要的是医护用品来确保医生的安全和隔绝病患的交叉感染。所以如何能确保灾区所需要的物资能快速准确的进入灾区，并交到需要的单位或是人的手中，这就是应急物流的核心命题。

显然在速度上，社会的自组织反应速度会比政府的强组织快；而在规模性上，政府的强组织则动员能力更强。对于大众参与的自组织应急物流体系，首先要求的应该还是有序，无序的救援不仅仅是浪费了社会的财力和物力，甚至还会给参与者带来伤害。在有序的基础之上，再通过技术的能力同步协调各个参与节点的有序度以提高整个自组织的效率，所以这就要求整个应急物流体系有着高透明度。 

2. 全透明的应急物流体系，实现社会资源的开放性插拔与透明监督；

无论是政府的监督和管控，还是社会大众的自组织参与都必须是建立在开放、透明的基础之上。鉴于救灾救急的时效性，灾难的应急体系更应该是开放的，允许大众自组织的接入，所以这是无法采用预审制，只能是注册制。也不存在强制性，对于各种非关键节点和没有执行任务的社会资源就可以随时主动退出，以实现社会资源的热插拔。

同时，应急体系必须和互联网的各社交平台形成联通互动，才能快速的通过社交平台形成资讯交互，同理心、同情心的共振，才便于资源在应急平台上进行聚合和有序有效的流转。而监督则应该是事后监督，鉴于救灾的紧急性，应急体系不应该在事中设计审批流程，而应该是基于行为信息的不可篡改来做事后的审查监督。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救灾即时，监督有据。 

3. 有专业的物流服务能力，同时在末端要能与灾区进行专业对接的配合能力；

在救灾物资的配送操作当中，从提货到灾区之前，都是物流专业的事情，毕竟无论什么物资，对于物流人而言都是包裹、货物而已。但是在进入灾区之后，则不然，有很多末端物资的配送需要有专业的资质或设备。比如，此次疫情医护用品的配送，则需要配送人员佩戴医护口罩，严重的甚至需要穿防护服。有些对于车辆和载具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经过专业的消毒处理。当然对于医药的相关物流则更应该是专业的物流体系来操作和处理。

因此，在整个应急物流体系中任务的分解和分节，基于不同环节和不同要求的专业衔接，以及基于衔接体系的运转是需要经过强设计和基于实际运作来具体安排。而在现实中还面临另外的挑战：断路与封路。无论是在火灾或是水灾以及地震，道路被中断也都是很正常，但是信息的即时上报以及物流路由路径的即时调整对于整个应急物流体系则是异常重要。而对于“封路”，基于责任和权限的审批在整个物流应急体系当中则需要进行相关通行标志的设定和识别。这些在整个社会化大物流应急体系的自组织结构当中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即：如何让整个社会运作按照灾情缓急和救援的需要，用专业的逻辑和判断使得整个救援工作可以快速顺畅的进行？否则就只能走向行政许可的老路，用行政命令的粗狂和简化代替专业细节的处理和评判。

比如：本次在湖北地区的封城当中，各地的通行需要到各地疾控中心进行审批和盖章，由他们判定和许可物流车辆是否可以上路和运载。这是因为在当前的应急物流体系中无法进行自主判断和甄别的行政许可制，这是通过牺牲救灾效率但是可以获得病毒隔离的平衡。而在社会自组织救援中，如果无法获得末端专业的物流对接和服务，那么这种自组织运作也终将陷于混乱。在组织和协调无序的情况，大量的参与者在没有专业背景的前提下盲目进入灾区只会是添乱。 

建立社会化大应急物流的可行性

1.技术可行

对于社会化大应急物流体系的建立，其技术基础就是借助互联网建立面向专业领域的有序化、成规模化的专业平台工具体系。当前社会大众已经在利用互联网帮助自己的父老乡亲、亲朋好友在进行自救，但是要将这些民间的自救形成更有序和更有效协作体系，这就需要通过互联网将这些运作规则和逻辑给完全的工具化。

在电商和基于互联网的公共物流平台运作了这么多年，在互联网技术上已经不存在技术的门槛和难度。而且当前智能手机已经完全的普及，所有的终端操作都可以用个人的手机去完成即可。这就为我们的大应急救灾物流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另外这些自组织的自救行为有很多都是慈善行为，但是中间又会夹杂着商业运作。这就一定需要运用区块链技术将整个社会自救的自组织行为进行明确的记录和上链，使得整个社会运作公开透明。否则就会像寿光捐献给武汉的蔬菜，因为没有渠道流通，只能进入超市，但是募集的善款又必须捐献给慈善组织，而因为信息和过程的不透明，使得参与的环节在一个外行的记者报道下让所有的参与方都蒙受了不白之冤。

而如果这些行为和过程能用区块链进行同步和上链之后，这些相关的参与方和涉众就根本不需要进行解释和说明。基于区块链上不可篡改的信息就能帮助大家自证一切。区块链技术经过10年的发展也基本上没有大的技术瓶颈，尤其是在主席2019年10月24日的讲话之后，区块链技术对于社会的应用更是掀起了一个高潮。

这两项应用技术在目前都已经是成熟的，虽然区块链技术还没有像互联网那样应用普遍，但是已经有诸多的技术成熟应用，基于区块链的社会化大应急物流体系从技术实现上将不是难题。 

2. 社会物流基础体系可行

因中国电商体系发达，这些年中国的物流也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快递物流，还是第三方物流，还是车货匹配平台或是基于众包共享原理的即时配送体系，我们在技术应用和普及上都是最快的。这些大量用过物流配送终端工具的司机、配送员以及快递员对于基于互联网工具的使用已经不需要进行再培训，只需要加入注册，就可以根据平台下发物流的运作指令进行物流包裹或者货运的交接。所有物流的操作过程和工具使用对于他们都是驾轻就熟，而且这些人都是分布在全国各地。此次湖北的疫情，在医护物资的末端配送上没能将这些已经回家过春节的物流快递人员和司机用上，其实是我们社会的一大损失。

另外对于各个快递以及物流企业，他们仓库和分拣中心在整个社会进行应急救灾的时候是最高效的物资分发和调拨中心。但是在此次救灾当中，无论是医护用品的分发，还是封城之后，生活物资的配送，都没有利用上这些社会既存的物流设施和资源。

在社会化大物流救灾体系下，需要充分利用这些既存的社会物流资源和社会人力资源，将他们通过紧急救灾体系链接在一起为灾民和灾区以及救护人员进行服务。确保参与救灾人员的后勤无忧、工具顺手、防护足够，确保灾区人民群众救援及时、医疗可靠、生活充足。

在此次的武汉疫情中，作为救灾物资的中转调度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