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俊洪丨摆脱“增效”思维定势的教育技术研究

肖俊洪丨摆脱“增效”思维定势的教育技术研究本站　　琳达·卡斯塔内达，本·威廉森. 2022. 批判性创新视角下的教育技术研究：新方法、新理论[J]. 肖俊洪, 译. 中国远程教育（7）：28-38. （本文为译者为这篇文章所作的导读）　　自从20世纪以来，教育技术热潮席卷全球，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术语，更左右着教育领域的主流话语

　　琳达·卡斯塔内达，本·威廉森. 2022. 批判性创新视角下的教育技术研究：新方法、新理论[J]. 肖俊洪, 译. 中国远程教育（7）：28-38. （本文为译者为这篇文章所作的导读）

　　自从20世纪以来，教育技术热潮席卷全球，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术语，更左右着教育领域的主流话语。新冠肺炎大流行进一步把教育技术推到全社会聚光灯下，甚至被寄予引领后新冠疫情时代教育发展的重任。毫无疑问，教育技术必定会继续发展，当然将如何发展目前难以断言，应该如何发展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盲目接受或推崇技术决定论显然是不足取、不可取之举。过去两年的全球在线教学“大实验”进一步有力证明技术不是决定教育成效的主要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技术这个因素与其他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正因如此，传统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正在积极探索以新的视角、基于新的理论框架、采用新的方法研究教育技术、拓展教育技术的研究范围，力图更加全面、客观、深入地揭示“教育技术赖以出现并影响实践、教育机构与系统的动态和社会物质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集成”。

　　本刊“国际论坛”已经发表了多篇从批判性视角看教育技术应用和研究的文章。①②③④但是毋庸讳言，总体上看，与“主流”话语相比，本领域多元化、批判性声音依然严重不足。批判教育技术不是为了否定其对教育的（潜在）促进作用，而是要摆脱简单地从对教与学“增效”的角度研究教育技术、运用教育技术，最终的目的是促成各家之言汇成一股协同增效力量。

　　本文是《教育研究新方法期刊》（Journal of New Approach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教育技术研究‘非常规’路径：创新概念和方法”（Alternative paths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Innovative concepts and methods）专题的“编者按”，但又不是常规的“编者按”。作者撰写本文有两个主要考虑：第一个是针对目前教育技术研究过于聚焦“教育技术应用的有效性证据”（提升教与学效果）而忽视教育是一个社会问题。教育受制于其他方面的复杂因素，因此不能局限于单纯运用学习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研究教育技术的“增效”作用。据此作者提出第二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方面，即加大教育技术批判性研究的力度和步伐。换言之，“必须从关系性角度理解教育技术”，不能简单地把教育技术当成一种技术工具，而是要考虑“技术研发、商业以及经济和等复杂关系，也涉及个人行为、身体、物理环境和当地文化等复杂问题”。

　　文章接着从三个方面剖析当今教育技术研究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第一个方面是教育技术参与者来自方方面面，对教育技术话语、实践和政策产生影响。文章指出目前学界对一些新参与者的研究不足，包括技术投资者、教育技术市场情报机构、活跃于社交媒体的教育技术代言人、教育机构从事与教育技术相关的各类人员、“制定高度标准化指标以评价教育技术效果和效能，供大中小学在采购教育技术的决策上参考”的机构或组织、技术领域巨头，等等。由此可见，教育技术的新参与者“越来越跨界化，形成包括众多界别的网络，因此他们在政策和实践方面影响力更大”，甚至还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些跨国组织。“教育技术已经成为商业、市场投资和政策干预的重地”。第二个方面是教育技术应用规模和范围的快速扩张。比如，为了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中小学已经成为教育技术一个新的、潜力巨大的市场，而高等教育的数字转型也为教育技术发展提供新的空间，“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教育技术商业模式也是教育技术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教育技术甚至成为各国保持经济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是新的技术性能“要求我们必须拥有掌握新知识和熟悉新实践的新型专家和专业人士”。

　　作者认为必须用创新性概念、理论和方法研究这些新问题和新挑战。考虑到教育技术涉及“各种类型组织、专家、技术多样性、商业模式、研发程序、地缘背景和（跨）国家政策议程”，“重塑教育技术研究的一些核心术语和概念框架”势在必行，不能仅基于技术层面定义术语和制定概念框架。文章接着指出借鉴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和方法研究教育技术已经成为一个“发展势头强劲的研究方向”，“把教育技术视为各种社会和技术实践的结果”，也“是各种社会和技术因素相互交集的结果”。作者主张采用“不充分决定论”（underdetermination），“从文化、社会和角度分析教育技术，关注研发教育技术过程参与者、对象、技术和政策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他复杂关系是如何一起影响教育技术在实际中被采用和应用的”。社会物质主义（sociomaterialism）也是近年教育技术批判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即“在技术应用于教育的过程中，社会性、技术性和物质性不是分开的，而是不断重叠和相互渗透的”。新理论要求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新方法。比如该专题的一篇文章所介绍的“社会拓扑”（social topology）方法。

　　教育领域对高精尖技术的追求可谓“锲而不舍”。比如，还没有弄明白“学习工程”“智慧教育”或“精准教学”，现在又扯上“元宇宙”。当然，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在玩文字游戏，各方各怀“心事”。唯有清楚教育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复杂性和关系性，才能不被教育技术（强势参与者）“绑架”，才能守住教育的初心和使命。希望本文以及本刊国际论坛其他相关文章能给我们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