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新闻主义写作的文本样态演进与写作特征

美国新新闻主义写作的文本样态演进与写作特征本站　　领域最激进的运动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辉煌不再

　　领域最激进的运动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辉煌不再。20世纪80年代中期，甚至连汤姆·沃尔夫的教科书都已。然而，新新闻主义浪潮的衰落并不代表新新闻主义写作运动的休止。新新闻主义写作风格在其后几十年间被一大批新闻记者继承、发扬光大并延续至今，并且出现了更高级的状态。新世纪以来，文学新闻、叙事新闻、长报道、非虚构写作等概念相继出现，其内涵有所差别又大同小异。2005年，纽约大学教授罗伯特·博因顿（Robert Boynton）把新新闻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称为“新新新闻主义”。今天，新新闻主义的写作理念、风格与技巧被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以及新媒体广泛采用，成为媒体间“讲故事”竞争的重要技艺。特别是近年来，新媒体超越传统媒体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平台，但其快速、便捷传播新闻信息的优势带来“速朽”与“易碎”的先天缺陷。在此背景下，新旧媒体都在重建新新闻主义写作的传统。因此，回顾新新闻主义写作的发展历程与报道理念，对媒体“讲好故事”，提升内容生产能力，加强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又译“新吉纳主义”，是发端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融合文学创作手法来写作新闻的报道形式，这个术语因为汤姆·沃尔夫（Tom Wolfe）1973年的奠基性著作《新新闻主义》（The New Journalism）而得到广泛传播。一般说，新新闻主义的概念有两重含义，它既指美国20世纪60年启的新闻写作潮流，也指在这一潮流中形成的新闻写作的文本样态。与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写作理念相比，新新闻主义的特点是融合了文学的写作技巧来报道真人真事，注重描写事件的细节和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这极大地颠覆了传统的专业主义新闻报道所秉持的“客观性”原理。从20世纪60年始，就有很多记者不断实践、丰富、发展这种写作方式并尝试定义“新新闻义”，但由于这种文体所具有的在文学和新闻的边界之间游移的模糊性，至今对其还没有一个权威定义。在现有的定义中，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美国新闻学者迈克尔·埃默里（Michael Emery）与埃德温·埃默里（Edwin Emery）父子以及尼曼新闻基金会叙事新闻项目负责人克莱默提出的定义比较具有代表性。汤姆·沃尔夫在《新新闻主义》中认为：“所谓新新闻主义，即记者在报道新闻时，以真人真事为基础，采用小说的一些创作手法，其中包括小说传统的对话、现代主义意识流等特有的创作手法，对事件进行生动的叙述和分析等。”迈克尔·埃默里父子认为，新新闻主义是“利用感知和采访技巧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而不是依靠一般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问题的手法。它还要求利用写小说的技巧，把重点放在写作风格和描写方面”。克莱默说：“当一个故事是真实的，当它有着严格的新闻标准，当它通过让读者联系到自己的经历，连接起了读者的感觉，情绪，特别的世界观，它将是一个最强大的思想沟通方式。这是我们想要支持的新闻。”③以上三条定义各有所表，但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新新闻主义写作坚持的新闻的真实性与文学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核心特征。

　　美国的新新闻主义写作报道理念与实践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新闻与文学互动的一面。新新闻主义由文学借鉴新闻开始，到新闻借鉴文学结束，形成了新闻写作领域独特的新写作风格。

　　美国新新闻主义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笛福于18世纪的写作。笛福的《瘟疫年纪事》描述的是真实故事，其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也立足于真实水手遇难的经历。笛福对于文学和新闻都很擅长，很多学者认为他既是第一个现代小说家，又是第一个现代记者。马克·吐温的写作延续了笛福倚重新闻要素的文学写作传统。马克·吐温在担任《沙里缅度联邦报》和《加利福尼亚大地报》的巡回记者时，经常记录他的所见所闻寄给报纸发表。1867年，马克·吐温乘游艇前往费城，沿途记录所见所闻，写出了《傻子旅行》这部作品。20世纪初期，美国文学界出现了不少引起社会轰动的介于事实与小说之间的作品。

　　1926年，辛克莱·刘易斯凭借《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阿罗史密斯》反映了那段时间美国医疗行业的差距，由于描写的现实太过逼真以至于这部作品在波士顿和其他几个城市被禁止发售。

　　1957年，詹姆斯·艾吉的长篇小说《家庭中的一次死亡事件》讲述了20世纪初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一位父亲的意外死亡给家庭成员造成的悲剧影响，这部小说在1958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

　　1953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获得普利策奖，海明威的写作具有浓厚的新闻风格。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40年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196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中书写的大萧条使读者非常恐慌。诺贝尔奖委员会称赞这部作品“求实、富有想象力、富含人情味与敏锐的社会感知”。上述作家使用新闻的写作手段去尝试文学创作实践，在文学创作中借鉴新闻的优势，即是对新闻的模仿。

　　20世纪60年代，美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成为了新新闻主义兴起的催化剂。受到当时越南战争、黑人、肯尼迪总统遇刺等事件的影响，美国到处弥漫着人们对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的怀疑和不满。在这种氛围下，美国社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文化运动①。新的文化环境给美国社会各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新闻亦是如此。当时传统的新闻写作的“5Ｗ原则”与急遽变化的社会形成反差，枯燥、乏味、毫无生机与感染力的新闻内容难以描述人们精神上的困惑，也无法完全揭示社会现实。于是，传统新闻在这种大潮流中冲磨洗涤摇身成为“新新闻主义”，并开始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地。

　　20世纪60年代，诺曼·梅勒写约翰·肯尼迪的报道《超人来到超市》确立了新新闻主义写作的先例。而作为“新新闻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汤姆·沃尔夫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新的报道形式是在1962年。他在《时尚先生》上看到盖伊·塔利斯（Gay Talese）关于乔·路易斯（Joe Louis）的报道，立即意识到新新闻主义形式强大的内在力量。汤姆·沃尔夫意识到他可以通过小说的手法创造准确的文学新闻。之后，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了对新新闻主义形式的实践。1963年一年，汤姆·沃尔夫一口气在《纽约》杂志上发表了20多篇新新闻主义风格的作品。1964年，汤姆·沃尔夫的发表数量翻了一倍，再后来的两年数量再次翻倍，随之他成为发表新新闻主义报道的先锋。1969年，沃尔夫发表的《电冷却器酸性试验》是新新闻主义作品的杰出代表。另一位代表人物杜鲁门·卡波特在1965年用新新闻主义形式完成的作品《冷血》成为畅销书且广受赞誉。卡波特宣称故事是线年时间待在堪萨斯州的霍尔科姆，以确保每一个细节的精确度。为了追求新闻的准确性，卡波特在霍尔科姆堪萨斯州的小小的村落度过了6年时间，编制了数千注释页，采了数百人，包括与杀手佩里和李察希科克进行访谈。其他作家也用各种方法表现这种形式，包括亨特·汤普森创造的“刚左新闻（gonzo jouenalism”风格广受欢迎。1973年，沃尔夫正式以“新新闻主义”为名，编写教科书，该书内容包括他对这种形式的定义、描述以及优秀作家的作品分析。沃尔夫的著作《新新闻主义》的出版给予了新新闻主义写作探索以学理上的公信力，并且在国际上引起了注意。

　　20世纪60到70年代是美国新新闻主义的兴盛阶段。美国很多记者都拥戴这种风格的写作，读者的需求和购买量不断增加，大众期刊业青睐用新新闻主义写作风格完成的新闻作品，甚至在大学里也开始开设相关的课程。《大西洋月刊》《哈波斯》《进化季刊》《时尚先生》《纽约》《纽约客》《滚石》等杂志特别热衷用新新闻主义方法写就的文章，一些大的出版社也热衷于出版新新闻主义作品。1970年代，新新闻主义的发展势头甚至开始接近小说，乐观主义情绪占领了新新闻主义写作者。1972年，汤姆·沃尔夫在《时尚先生》中称颂用“新新闻主义”替代“小说”是文学的“重头戏”。但是，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有些过于乐观了。

　　经过了10余年的辉煌，新新闻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衰落。其实早在1965年前后，汤姆·沃尔夫以及新新闻主义写作就受到了两个阵营的批评。一种批评来自《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另一种批评来自《纽约书评》。两家杂志都认为，新新闻主义作品既不是新闻，也不是文学，因此会很快褪色。主流记者认为这种形式违背了这个职业最根本、最基础的原理。文学评论家保持着自己的立场，即小说远高于新闻的关注，并认为记者应该尊重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分工。朱利安·霍桑（Hawthorne Julian）认为文学比新闻具有更高的地位，因为文学关注的是精神问题，新闻关注的是物质问题。小说家在当时仍然被认为是“文学的上层阶级”和唯一能“创意”的写作。他们认为，记者的作用“主要为更高级的作家挖掘信息材料来激发灵感，是临时工”。

　　对新新闻主义写作造成更大伤害的是，由于定义和边界的模糊， 后来的一些记者渐渐逾越了以事实为基础的红线年代，新新闻主义形式的影响力开始下降。虽然一些记者和作家使用相关的创作手法， 但是他们已经走向了内敛和节制。1981年，《华盛顿邮报》记者珍妮特·库克因虚构新闻人物而被收回普利策奖的事件，给了新新闻主义写作沉重一击。以此为导火索，学术界对新新闻主义展开了激烈批评。这些争议以不同的变体在今天仍旧存在。但尽管如此， 新新闻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文学新闻”“长报道”“叙事新闻”和“创意非虚构写作”等名称延续下来。

　　2005年，纽约大学教授罗伯特·博因顿出版《新的新新闻主义：美国顶尖非虚构作家写作技巧访谈录》一书。这本录了博因顿对当代知名记者关于写作技巧的访谈细节。虽然这些记者之间大多没有写作理念上的联系，也不是一个自觉的新闻写作流派，然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坚持了传统新新闻主义的写作风格。这些新一代的记者包括阿德里安·勒布朗、迈克尔·刘易斯、劳伦斯·韦克斯勒、埃里克·施洛瑟、理查德·普雷斯顿、亚历克斯·科特劳维兹、乔恩·克拉考尔、威廉·朗格维舍、劳伦斯·莱特、威廉·芬尼根、特德·康诺弗、乔纳森·哈尔、苏珊·奥尔良等。博因顿说，坚持这种风格的记者绝不是只有这些人，在他视野范围内的优秀作家最起码有数十个，之所以选择了他们，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新的新新闻主义一个特定的维度。

　　与新新闻主义的先驱者不同，罗伯特·博因顿认为新一代记者的实践更多集中在获取故事的方式上。第一，他们普遍采用浸入式报道（immersivw reporting）和饱和采访。泰德·康诺弗（Ted Conover）为了创作《新夹克》（Newjack）当起了监狱守卫，为了写作《到处窜动》（Rolling Nowherw）去体验流浪汉的生活。第二，他们大大延长了报道的时间跨度。阿德里安·勒布朗（Adrian LeBlance）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报道《随机家庭》（Random Family），讲述了两个女人的挣扎，她们的斗争以及应对爱情、毒贩、婴儿和监狱等问题。这个报道被誉为“无所畏惧，毫不留情，具有神奇的感染力”。莱昂·戴什（Leom Dash）为了报道《李罗莎》（Rosa Lee）花费了超过5年的时间。第三，重组作家的笔记来获取资源。理查德·克莱默（Richard Ben Cramer）、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和罗恩·罗森鲍姆（Ron Rosenbaum）的创新在于获取信息的方法，而不是讲述故事使用的语言方式。第四，新的新新闻主义是日常写作。如果说以沃尔夫为代表的先驱们描述的事件和场景往往大于生活现实的话，那么新的新新闻主义则以普通经验为基石向下探索。如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倾向于把日常报道变成一种艺术。麦克菲强调报道的严谨性，对人物的日常生活进行大胆尝试，对普通的微小细节进行报道。新一代新新闻主义记者不仅关注重大事件和社会名人，还涉及社会现象、思想、宗教、信仰、科学与美食等各种主题。理查德·普雷斯顿把写作主题发展到了病毒学、天文学、基因学说和戏剧。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普雷斯顿开始关注艾滋病，后来他又开始追踪埃博拉病毒，最后把相关文章拓展成《血疫》一书。近年来，新新新闻主义使美国传统的文学新闻再现生机，新一代记者把它提升到了一个更大众化、商业化的水平。现在，“新闻”与“文学”、“主观”与“客观”的争论在新的新新闻主义写作实践者的身上已经消解了。他们认为两种流派都是最好的，让文学和新闻自己融合最好。没有宣战，也没有公共辩论，新新闻主义得到了应有的地位。

　　新新闻主义的“新”是与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的金科玉律比较而得出的特征。传统的新闻写作理念强调中立、客观、平衡，记者不能直接表露情绪和观点，叙事上要求精确、冷静与理性。而新新闻主义显然呈现出相异甚至相反的特征。

　　与传统新闻写作的采写理念不同，新新闻主义要求记者沉浸到故事现场进行浸入式采访。汤姆·沃尔夫曾经将这种方法称为“饱和报道”。新新闻主义写作要求记者花费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与采访对象相处，去深入采访对象，理解采访对象生活、生存的全部物理与文化背景。很多记者通常要花数年的时间开展调查、收集信息后才进行写作。

　　霍华德·格里芬的作品《像我这样的黑人》（Black Like Me）出版于1961年，采用了浸入式报道的方法。格里芬认为，只有和黑人生活在一起才能了解美国黑人的经历。于是，他让医生剃光自己的头，在紫外线灯光下把自己的肤色烘烤成黑色，使自己看起来像一个黑人。然后，他乘坐公共汽车穿越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等种族主义区域。在新奥尔良，格里芬先以黑人的身份穿过新奥尔良，并在一个小时后去掉伪装以白人的身份再次从相同的地方走过来以，进行比较观察与浸入体验。

　　斯蒂芬·克莱恩的作品《玛吉》（Maggie）使用浸入式报道的方法以达到精确呈现故事真实性的效果。克莱恩依靠新闻技巧提供现实，书写了人们为了生存而挣扎的真实故事。他拒绝小说无所不知的视角，给予读者富含细节的叙述。

　　1919年，约翰·里德为了写好《震惊世界的十天》，出席公众论坛，参加各种辩论，收集政府的声明和公告，调查对立派别之间的争议并观察记录一切。约翰·里德沉浸在故事现场里，使用了详细的场景描述方法。《震惊世界的十天》是新新闻主义写作的经典，也是浸入式报道的经典案例。

　　新新闻主义作品虽然在描述新闻事件，但它用文学的手法为新闻事件穿上华丽的外衣，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它读起来像小说。盖伊·塔利斯在他的《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的作家手记中写道：“新新闻主义作品，尽管通常读起来像小说，但它不是小说，它是或者应该是可靠到不能再可靠的报告文学，诚然它寻求尽可能更大的真实，仅仅是依靠编译可验证的事实，直接引语的使用，并严守陈旧形式的组织风格。”沃尔夫把记者惯用的文学手法概括为四点：第一，利用场景的转换来讲述故事，而不是生硬叙述历史背景。

　　梅勒在写作《夜幕下的大军》时就采用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全书叙事不是单纯强调传统意义上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还包含了作者主观选择意义的场景的结合。他把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进行详细报道，使其表现得更真实、更形象，呈现了报道客体更深层次的面貌。第二，丰富的对话。新新闻主义使用对话性语言，而不是转述或者陈述。对话原汁原味地表现出了说话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使故事情节更加生动。要调动读者的情绪，就需要用诸如对话这样的文学手法把读者代入到故事里。第三，”第三人称”的角度。使用角色参与者的视角展示每一个场景。

　　在写作《刽子手之歌》时，梅勒从吉尔摩的情人、亲戚、朋友、雇主、受害者、、侦探、监狱看守、法官、律师、精神病专家、记者等人那里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些人对吉尔摩的描述中，全方位展现吉尔摩的形象。最后，详细记录细节。同样在《夜幕下的大军》中，梅勒对人物的身材、容貌、肤色、头发、神情、举止、衣着，甚至连衣服的颜色、衣料的质地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众多新新闻主义作品都是以新闻事件为基础，但是在具体的描述中，作者使用众多文学技巧，使故事呈现得更为生动。

　　与传统新闻业对“5Ｗ原则”的严格遵守不同，新新闻主义作品追求的是故事的真实性，而不是用具体客观材料堆砌起来的事实。他们所遵循的真实性原则是一种既新闻又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新新闻主义记者在传统新闻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中开辟另一种真实，以更完美地反映事实真正的“真实”。新新闻主义接纳主观性的立场，试图通过体验人物的情绪、挖掘人物的内心来表现一种更高、更真实的“客观性”。在新新闻主义作者看来，亲自“在现场”替代客观的冷冰冰的框架，讲述一个个血肉丰满的故事更能抵达“真实”。

　　因此，与记者完全置身事外客观陈述事件的传统新闻不同，新新闻主义强调的是记者体验中的感受和情绪，允许记者表达观点、想法甚至参与到故事之中。这种主观立场的表达，可以是记者直接以故事讲述者的身份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加入旁白，也可以直接是第一人称。也就是说，记者就是故事里面的人物，参与并推动了故事发展。在新新闻主义作品里，记者不再是冷静、客观、不带感情的报道者，而是与报道的人物有着紧密关系，对其予以深切同情和理解的人。这种“主观性立场”成为新新闻主义写作的基本特质。新新闻主义认为，新闻真实性需要记者的主观介入，新闻真实也离不开记者的主观介入。记者的感受、观点也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通过表现个人的喜好，新新闻主义试图表现一种更高原则与更真实的“客观性”，或者说是寻求表现一种比传统新闻报道“更大的真理”。新新闻主义记者使自己成为所写故事中的人物，在新闻事件上投射着自己的理解，作者也作为文本主体而实际存在。作者在他写的故事中就是一个角色。

　　无论是新新闻主义早期的作家还是后来的继承者，他们都倾向于去报道隐藏在社会底层，长期不被主流媒体关注的人物或者事件。如简·克莱默（jan Kramer）在《最后的牛仔》中细致刻画的亨利·布兰顿。作为一个20世纪的人，他却拼命坚守19世纪美国的牛仔神话。在《孤独的爱国者》中，简·克莱默展示了移民的生存状态，并重新提起了《最后的牛仔》中的问题——美国的下层流动机制是什么。

　　莱昂·戴什报道的《李罗莎》讲述了一个美国母亲靠贩卖海洛因来抚养她的两个孙子并因此入狱的故事，展示了美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生存状况。莱恩·史蒂文森的《正义的慈悲：美国司法中的苦难与救赎》关注一名黑人被控的案件。史蒂文森用不动声色的语调向人们提出了一种思考死刑的新视角，也审视了美国在司法系统中对死刑的偏见。塔那西斯·科茨《世界与我之间》既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框架去理解美国历史和当代危机，又富有建设性地指出了方向。新新闻主义作家通过对下层人民或边缘人物和事件的描写来反映社会现实，启发人们思考，寻求解决途径。

　　文学写作一开始借鉴新闻元素，作家从新闻采访中获取素材进行文学创作，创作本体属于文学范畴。此后，新闻写作中借鉴文学表达手法，创作本体属于新闻范畴。新新闻主义继承了文学与新闻的两种写作血统，真实性是其首要前提，其本质是新闻的真实性与文学表达技巧的创造性融合。1906年，美国媒体评论家华尔纳就主张消除新闻与文学两种形式之间的分歧：“我们需要的是把文学和新闻组合为一体，并且是上帝让他们在一起的，只是人们把它们分开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新闻主义写作的确是新闻与文学“杂交”之后开放的一朵惊艳之花。新新闻主义作为一种旗帜鲜明的新闻写作运动，兴起于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繁荣于70年代，黯淡于80年代，但它从未离开新闻文本样态创新的实践前沿。经过上世纪80年初以后的沉寂，它又在20世纪之交获得了媒体行业的重新认识，并且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重返新闻写作的舞台。特别是在新闻写作程式化、碎片化、速朽化和易碎化的今天，新新闻主义文本样态的功能与意义更加凸显。关于新新闻主义的争议至今存在，这既是新新闻主义发展的阻力，也是推动新新闻主义前进的力量。为新新闻主义做出贡献的记者没有把目光停留在争议上，而是搁置理论之争，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探索更大的可能性，探索越多，产出的作品愈多，新新闻主义写作的前路就越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