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场景中的网络新闻消费

工作场景中的网络新闻消费本站　　辞学》一书立足视觉修辞学的学术史考察，沿着修辞学的“学科建制”思路与要求，从理论和方法两个维度搭建视觉修辞学的知识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视觉文化时代人类在视觉修辞意义上的生存方式及对话体系

　　辞学》一书立足视觉修辞学的学术史考察，沿着修辞学的“学科建制”思路与要求，从理论和方法两个维度搭建视觉修辞学的知识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视觉文化时代人类在视觉修辞意义上的生存方式及对话体系。以下内容节选自该书的“结语”

　　在《工作中的新闻：信息充裕时代的模仿》中，作者指出：理解受众行为的持久性与变化的特性，有助于确定是什么导致了新闻生产的日益同质化。

　　对于许多工作人士来说，网络新闻消费是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工作中阅读新闻促使用户的消费习惯从传统媒体向数字媒体转移，也令原本不上网看新闻的用户逐渐养成了数字媒体消费的习惯。此外，通过对工作中网络新闻消费的顺序与变化的研究可以发现，“可读性强的网站”很受欢迎。相比在“可评论网站”参与博客、论坛或者其他空间的讨论，人们更喜欢直接从新闻网站上获取信息。非公共事务报道、中午之前来自报纸的新闻和网站主页的内容会受到更多用户的关注。新闻主页的重要性说明人们不会经常点进链接去看新闻，特别是在再次访问的时候。人们确实会点击新闻，不过数量很少且通常不会全部看完。

　　对工作场景中网络新闻消费的研究表明，空间、时间坐标和社交模式都会对受访者的消费习惯和经历产生影响。一些受访者考虑到在办公场所阅读网络新闻的正当性，会产生愧疚感，并且也会担忧隐私问题。无论工作日还是周末，这些人都不太倾向于在家里看新闻网站，除非他们在周末也工作。此外，周末的新闻消费特点是：对非公共事务内容更感兴趣。虽然更多人会购买纸质报纸，但对纸质报纸上的内容兴趣并不大。最后，现有的社交关系和网络新闻消费行为相互建构。办公场所的交流会避免讨共事务报道中经常出现的争议性话题，而更多地讨论娱乐新闻或者与工作相关的报道。

　　网络新闻消费对传统媒体新闻消费的特点既有继承也有割裂。首先，在新闻消费的顺序和变化上，日常网络新闻消费的习惯、一天中的多次访问和首次访问中呈现出来的特点与看电视新闻，特别是读报纸新闻等消费行为皆有相似之处。但是，首次访问和随后访问网站的区别，尤其是随后访问中的行为特征又与阅读报纸的传统模式或者看电视新闻时的换台模式大有不同。

　　其次，网络新闻消费与传统媒体消费最明显的差别在于空间与时间坐标的不同。办公场所成为工作人士进行网络新闻消费的重要场所，而且占比很大。这改变了过去人们把家当作获取新闻的重要场所的习惯。工作时间也成为获取新闻的主要时间，这改变了人们以往普遍利用上班前或者下班后的时段读新闻的习惯。此外，新的时间坐标还影响了工作日和周末进行新闻消费的时间占比。周末是人们阅读纸质报纸最多的时候，而在工作日人们通常阅读网络新闻。

　　最后，社交性是继承能力最强的传统。同纸媒和广播媒体一样，(网络)新闻消费扎根于现有的社会关系。由于大部分受访者的工作环境中都存在着规约社交活动的准则，因此网络新闻消费与传统新闻消费唯一的割裂在于，工作中交流的新闻一般都倾向于非公共事务报道。相比之下，与亲朋好友讨共事务话题时会更加开放。

　　上述分析揭示出，“工作中的新闻”现象具备了网络新闻消费的新特征(比如再次访问、主页内容重要性增加、时间空间再定位和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减少)，也延续了传统媒体消费的特点(比如首次访问的惯例、周日仍然看报纸、与现实的社交网络相关)。然而要判断这些新特征是短暂的过渡还是持久的趋势还为时尚早。“工作中的新闻”现象最近才出现，还不能对尚未步入职场的年轻一代的互联网用户产生影响。本研究没有对18岁以下人群的网络新闻消费习惯进行调查。因此，我们不能判断当年轻一代(调查时未超过18岁)到了青少年时期及成年早期时，他们在工作中通过网络获取新闻的习惯是否会与现在截然不同。如果“数字原住民”的影响存在，可能将打破现有新闻消费模式的平衡，令对传统媒体的消费渐渐消失。

　　我们除了总结网络新闻消费的特点之外，还对有关工作和媒介的学术研究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一方面，组织研究分析了媒介与信息技术如何应用于工作当中。这些研究关注技术在工作环境中的应用，有助于人们理解传播、物质性和劳工三者之间的交集。但是此类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忽视了技术的休闲用途及其对工作中社交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传播研究一直以来都很自然地把家庭当作媒介消费的场所，并且着眼于将放松作为消费的主要理由。这些看法显然模糊了其他可能的设定，比如办公室或家庭都可以是工作的地方和消费新闻的场所。

　　这些假设回应了米尔斯提出的工业化之后产生的将工作与非工作的实践和意义分开的“大”(big split)现象。根据尼普特-恩格的观点，“对家庭和工作的规范性期望，既由价值观、活动、社会功能的区别塑造，也因家庭成员和同事处于不同的时空而形成”。这种家庭和工作的分离引发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反响，并促使泽利泽在他的“倾向公式”(apt formulation)中提出“敌对世界”(hostile worlds)的观点，把关于生产和经济合理性的研究与基于消费与休闲逻辑的研究截然分开。然而这样的分类并不能用来充分描绘任何一个社交化的世界，当需要对各种现象的区别进行研究时，僵化分类的弊端变得越来越明显，比如工作场所中的背景音乐、做家务时对媒体和技术的使用、 承包商文化、经济生活中亲密关系的动力和工厂中副产品的作用。

　　我对于网络新闻消费的研究发现，我们需要将有关工作和家庭、技术和媒介的工具性功能与休闲性功能的主要特征从既定结论转变为社会探究的结果。随着“工作中的新闻”这一现象的出现，办公室已经成了一个具有工具性质的信息技术使用环境，而休闲的家庭环境也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再是主要的新闻消费场所。工作中的社交世界和媒介正在发生转变，我们已经无法通过使用理所当然的假设或过去已经存在局限、现在严重过时的学术研究成果去理解当代环境。

　　帕布鲁·博奇科夫斯基（Pablo J. Boczkowski）：美国西北大学传播学系教授，阿根廷媒体和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主任。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科学与技术研究博士学位，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他的研究领域是数字文化的机制研究，近年来主要从比较的视角对阿根廷、芬兰、以色列、日本和美国的新闻消费、娱乐与技术进行研究。

　　周亭：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媒介生产、国际传播、大数据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