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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的有为之学

  中国艺术教育始终葆有古典的学术脉络和传习之道,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和建设的过程中,还是在当代互联网时代的交错背景下,都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社会实践,推陈出新,并发掘其历史潜能与势能,从而凝聚起多重结构的创新力量。

  艺术教育的根本是对感受力的蒙养和创造力的激发,其共同目标是引导心灵转向,推动社会创新。作为一种智性模式,艺术实践创生出一种从身心经验而来的知识,一种感同身受的知识,艺术教育正是开启与传播这种知识的心灵事业。立足新时代,中国的艺术教育应传承历史文脉,发展出一种以艺术为驱动的知行合一的新人文教育体系,其主要内涵包括:一种从中国传统文脉中生成的心手相应、技进乎道的艺术观,一种自我创造与艺术创造合一的实践观,一种“以人民为中心”、“以乡土为学院”的教育观,一种学科融合、艺科贯通的发展观。

  2007年,法国艺术家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来中国举办展览,目睹了中国美术学院十万人校考的壮观景象。这位法国国宝级艺术大师感到非常震惊,他难以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竟然有如此众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艺术?十年后,布伦带着他的摄制组重访杭州,他要拍摄一部中国艺考的纪录片,以此作为送给自己80岁生日的礼物。

  中国艺术教育从规模上讲,超出了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庞大的考生数量和办学规模,使得艺术教育在中国具有与西方全然不同的意义。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例,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学科最齐整的美术学院,她的录取率已接近百里挑一,比肩世界顶尖大学。据初步统计,2020年全国仅设计学科的新招学生数量已达72万人,而2016年至2020年四年间超过了250万人。在这庞大人群的背后,是当代中国艺术教育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创新活力。这是与西方全然不同的,在西方,艺术是个人的自由表达,艺术学院是个体灵魂的收容所。而在中国,艺术教育所承载的是一种参与社会进程、推动社会创新的磅礴力量。

  2018年,威尼斯双年展艺术总监拉夫·鲁戈夫(Ralph Rugoff)到中国调研,在最后一站杭州之际,我问他对中国艺术界有什么印象?他说:“Full of energy,lack of quality”(充满能量,缺乏质量)。我接着问能量和质量哪一个更重要?他很不情愿地回答:“遗憾的是,能量更重要。”

  中国艺术教育的蓬勃能量,来自当代中国艺术的多元状态。当代中国的艺术场域是一个复杂交错的历史建构,由三个艺术世界构成,分别是中国传统的文人艺术世界、社会主义文艺的世界、全球化的当代艺术世界。这三个艺术世界是二十世纪社会史和艺术史激荡累积的结果,也是中国人独特世界观和历史观在艺术中的映射。

  西方艺术史叙事的背后是一种线性的历史观。今天的西方艺术家们普遍认为,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跟当代的艺术现场无关。欧洲那些古老的院校,例如罗马美术学院、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和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等,大都已经丢掉了古典艺术的传承。在他们的理解中,文艺复兴大师只是博物馆文物修复的对象,跟今天的创造性实践没有关系。同样,在印度、伊朗、土耳其这些国家,古老的细密画传统也被排斥于艺术现代性的意义体系之外,只是存在于博物馆中,作为文化遗产,或者在大巴扎里,成为文化旅游的消费品。

  与之不同,中国人的创造始终伴随着对历史的回溯,中国艺术的创造力从来都是由历史和传统中生长、嬗变出来的。中国艺术传统注重“穷源竟流”,学院艺术教育强调“守正出新”,这一点在书法和国画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讲究“笔笔有来历”;今人的艺术创作始终是在与古人相往还,与先贤共吐纳,与大传统绵延一体。当代中国书画的创作和教学是在一个大传统中不断回应历史脉络,在古今唱和中跟前人一起探索和表现世界。同时,中国书画也并非抱残守缺、一味泥古,反之,它们不但“抗志希古”、“与古为徒”,而且“血战古人”、“与古为新”。我们今天教中国书画,依旧强调“临、摹、仿、拟”,这既是教育的手段、学习的方法,也是创造的路径。其中的每一个字指向的都是不同的工作状态,充满能动性和创造性,绝不是简单的复制与模仿。正因为如此,国画、书法在今天的学院和社会中,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能量。对中国艺术家而言,历史依然活在今天,依然是构成“中国当代”的重要部分。

  社会主义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激荡出的艺术实践,在今天依然是中国艺术界和学院教育的主流。这不仅表现为全国美展的主旋律导向和各类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更重要的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艺精神。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从这样的人民观出发,文艺工作者、艺术教育者们“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深入时代现场,融入人民生活,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要做到这一点,艺术教育必须扎根中国大地,直击社会现场。

  中国文艺界一直有“下乡采风”的传统,号召艺术家深入社会、体验生活。这个传统最早可以上溯至《诗经》时代,在二十世纪,古老的“采风”传统结合以人民为中心的“下乡”传统,成为现实主义文艺的重要支撑。在新时代,中国美术学院提出“以乡土为学院”的艺术教育主张,试图从吾乡吾土、吾土吾民的真实生活出发,去实践、建立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生产的系统。“下乡”不再是简单的写生采风,而是一种通过“社会调查”、“田野工作”进行“社会素描”的开放课堂,融艺术课程与社会工程于一体,引领艺术家们深入村镇社区、深入生产建设第一线,切身地接触现实、了解生活,用常情常理去观察和理解社会,用鲜活的生命经验磨炼现实感受力,用画笔和镜头与人民群众建立起心灵的联系,在共同生活、共同经验、共同命运中创造与人民血肉相连、感同身受的艺术。这种艺术是大写的艺术,这种教育所塑造出的是大写的人。

  这些都是与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精神内核的西方艺术体系、教育体系全然不同的。西方世界经常对中国艺术教育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在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下,被国际大展、博览会、博物馆和艺术市场所构造出的“中国当代艺术”单薄而狭隘。与之相比,当代中国艺术生态的真实状况远为多元也远为复杂。此多元和复杂不同于日益僵化而空洞的后殖民式的“杂糅”,也与欧美各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判然有别。中国艺术的多元依旧保持着内在的现实性与历史的张力。三个“艺术世界”在中国当代的并存,它们之间的折射、穿越、交叠与混响,形成了一种错综的历史建构。它们并非如线性历史般接踵而至,而是在事件之流中交相激荡,此消彼长,形成中国艺术教育复杂的历史语境和知识基础。艺术教育要做的,就是从彼此穿越、激荡的三个艺术世界中,打捞起那些在今天依然起作用的情感与智识,构建起一种扎根历史脉络、面向当下现实、具有主体意识的“中国当代”的文化视野;在当代中国的复杂境遇中,梳理这三个世界的现实性与可能性,探询其彼此交错的动力机制。

  除了“中国当代”的多元建构和历史传承,中国艺术教育的优势还在于我们正身处的社会现实,面对着最新锐的问题意识。以中国美术学院所处的杭州为例,杭州既有丰厚的人文传统,又是中国互联网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也是全世界数字经济的最前沿。这十年来,数字经济、互联网社会在这里蓬勃兴起,一种前沿的社会实验正在这里发生。今天的杭州是智能制造、电子商务、科技金融的前沿阵地,正在加速成为世界性的互联网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中心。整个浙江正在探讨一种高度生态化、高度人文化、高度智能化的“数智社会”的新发展格局。而随着未来社区、未来乡村、未来工厂的推进,许多未来生活场景都将成为现实;随着数智社会的深入建设,新的发展格局也正在全面展开。这不止是在杭州一地,也不是浙江一省,这是一场为整个人类社会而进行的总体性创新。

  这样一种激进发展的社会现实,会对艺术教育带来怎样的新诉求?这是我们亟待研究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美术学院率先建立跨媒体艺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引入网络社会、数字科技、新技术哲学等研究板块及相应的创作教学板块,直接面向数字世界的情理研究与感性开发。创新设计学院率先招收理工科学生,针对“文、理、艺”三科学生,打造“艺、科、商”融通的跨界人才培养机制。中国美术学院与西湖大学和之江实验室开展战略合作,将艺术家和科学家们聚集在一起,互通互动、彼此激发,聚焦智能影视生产、感官实验、混合现实场景研发等领域,为艺术教育开拓新的战略空间。

  艺术创造的过程就是自我创造的过程。艺术和教育在根源处是统一的,这不仅由于中文古老的“藝”字本是一种与教育相统一的“种植”和“培育”,而且在“学以为己”、“学以”的双重意义上,教育问题就是艺术问题。我们的艺术教育要做到引导学生在社会现场中真切地感知世界,做到“格物致感知”,同时还要引导学生去探究和体验艺术的发生过程。这个过程中不只是表达一己悲欢、一得之见,而且需要在共同体的艺术生活中、在不同的创作集体中,理解他人、感通社会,建立起一种超出小我的关怀,一种社会感知,做到“格物致良知”。

  无论“格物致感知”、还是“格物致良知”,都需要养成一种阔大的心胸和视野。《文赋》有所谓“伫中枢以玄览”,因为一个创造性的心灵可以做到上下千年,纵横万里,无远弗届。梁启超诗云:“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梁漱溟也有很接近的诗句:“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曾多次引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无尽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无论梁任公、梁漱溟还是鲁迅,他们的取义虽然有所不同,但都体现出一个大时空跨度的自我。

  去年中国美术学院的毕业季上,有两件本科毕业作品令我难以忘怀。一件是跨媒体艺术学院欧阳浩明的摄影日志。他从本科二年级开始,连续三年去东欧采风调研,他的摄影日志捕捉的是东欧民众的社会主义记忆。那是一种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感,牵动着冷战-后冷战的历史,是一种“ostealgia”,一种东向的追忆与乡愁。摄影中人们脸上的迷茫和惆怅令人动容,而这位青年学子对远方、他者的心灵关照更令人赞叹。另外一件作品是设计艺术学院的三位同合创作的科幻电影《无限分之一》。这件作品目前已经入围了加加林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国际节展。作品的设定是:2020年,三位年青人接受了生命冷冻实验,陷入长久的沉睡。400年后他们醒来,那个未来世界早已实现了人机接口和脑际接口。人类上传了所有的知识和记忆,无私的分享、共同拥有所有信息,形成“共脑”,这个全体人类的集合正在汇聚一切力量突破人类的极限——一个超然盘旋于智慧生物圈之上的universal mind(总体心灵/世界精神)。三位21世纪来客刚刚苏醒,就面临命运的抉择——是否上传记忆,是否融入“共脑”?这里涉及一系列关于自我与存在、永生和虚无的终极性古老话题。“共脑”状态下的存在是否还是人类?“共脑”之中我在哪里?这种科幻式的追问令我们反思——今天全球网络、万物互联状态下的超级AI计算不就是“共脑”的雏形吗?各种各样微观和宏观的增强技术正在逐渐地、不断地改变人类世界。这样一种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和关怀,正是当代中国艺术教育应该鼓荡起的大情怀、大浪漫。

  2016年杭州G20峰会期间,我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第一夫人索菲的提问:“1928年你们学校建立的时候,艺术是什么?今天,对你们来说,艺术又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告诉她:在蔡元培先生的时代,艺术是“以爱美的心,真正地完类的生活。”而今天,艺术已经超出了启迪人心修养的内涵,更成为一种社会创新的力量——艺术教育正成为扎根中国大地、面向新时代的有为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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