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新闻的成因及防范 以三类典型虚假新闻为例

虚假新闻的成因及防范 以三类典型虚假新闻为例本站　　“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也是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

　　“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也是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然而，新闻媒体在社会实践中却不时背离“客观性原则”，“失实新闻”、“虚假报道”的丑闻屡有发生。本文以三类典型的虚假新闻为例，浅析虚假新闻产生的原因、后果、惩戒及防范问题。

　　一、中媒与外媒之间的线事件”第一次将中媒与西方媒体推到了针芒对峙的风头浪尖，虽然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解读由来已久，但中媒对西方媒体的近乎敌对式的情绪表达实为罕见。其实平衡报道确实是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主体[3]，只是鉴于其惯常的“掏粪者”新闻理念、“质疑与批评”的职业习惯，对“3·14事件”和“抢火炬事件”存有部分非议，而经过中媒“翻译”、“引用”后部分扩大为主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汶川大地震期间西方媒体的“态度骤变”，中媒大量摘录了外媒对抗震救灾工作的肯定和赞赏，《外媒：废墟上站起大写的中国人》、《外媒：中国反应令人钦佩》、《外媒：中华民族是摧不垮的民族》等报道在主流媒体和网络上俯首皆是，国内反响巨大。这种“盛况”给国内读者的印象是海外对中国的抗震救灾一片惊叹与赞扬，而一些有关灾区帐篷校舍“豆腐渣工程”、赈灾、“”问题的报道却被国内媒体极有默契的集体“屏蔽”了。

　　汶川地震中“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的“母爱短信”在中央权威媒体和网络手机媒体中热议一时，其实，这是一则疑点甚多、来源不明的网络消息，基本可以断定是疑似新闻。然而，广泛而不加核实的大量转载使这条假新闻迅速扩大了影响，成为提及汶川地震就不可缺漏的感人事例。

　　毋庸置疑，转载作为一种低投入、高产出、低技术门槛、高生产效率的新型新闻技术手段，在我国媒体被普遍使用。但媒体在转载时也应当承载与报道相同的核实责任，这不仅是业内的共识，也是涉及民事责任的必须行为——“转播转载虚假新闻也应追究。”。转载扩大了报道的影响和受众范围，一旦发生侵权，也必然扩大了侵权后果。如果减轻转载媒体的核实责任，无异于为失实报道开辟了“绿色通道”、为以讹传讹提供了“制度性的便利”。因此，强化转载新闻的核实责任有利于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增强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心和自律感，鼓励媒体采制独家新闻，减少转载行为，丰富深入报道，角色化媒体定位。

　　喧嚣不止的“华南虎事件”终于水落石出，将一张挂历放在树丛中拍摄成照片就能够难倒那么多鉴定专家，是造假的技术越来越先进还是甄别系统越来越落后了呢？《影响2006·CCTV图片新闻年度评选》也重掀争议，铜奖作品《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实为PS的结果，2005年首届“华赛”金奖作品《广场鸽》则有着复制与粘贴的嫌疑。[10]如果几只鸽子的位置无伤大雅，那么一群羚羊的位置是不是就可以宽恕呢，那么，如果出现的是一只华南虎呢？

　　近年来，图片造假是我国新闻界新出现的一个争议性问题，随着Photoshop、PS技术的全民普及，拍摄以后的“再加工”已不是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稀有制作，为了达到美观高效、省时节力的目的，图片后期制作已逐渐取代图片拍摄成为摄影记者们的主要工作。媒介技术主义倾向已初露端倪，麦克卢汉以“媒介即信息”断言媒介技术的出现将改变人们的性格乃至整个社会，这种“超真实”力量使“拟真”代替了“再现”。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深化，中国进入复杂的社会转型期，西方媒体对我国媒体的发展表现出愈加深切的影响力。“媒介独立”“新闻专业主义”的观念被更多媒体工作者奉为新闻乌托邦，政府在鼓励大众传播业进行自由竞争的同时放宽了官方媒介管制，“自由派风格”应运而生，充分的享受新闻自由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业内短暂的无序阵痛，行业内部的整合和优化需要一个缓冲的时间。

　　我国媒体的性质在实现“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调整之后，媒体的市场化、激烈的媒体竞争和媒体自律机制缺位成为目前实务界和学界的共识。市场经济体制在媒体的生存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体与政界、商界的从属性联系使媒体服从于“宣传需要”、“发行市场“，记者在媒体的“创收指标”、“奖惩机制”之下成为“开辟财源”的工具，“广告文学”的出现则是记者站内生型的产物。

　　2007年4月至7月，鉴于“纸馅包子”、“美国枪杀案是中国留学生制造”等重量级假新闻的系列出炉，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电视台播发通报，严肃新闻出版工作纪律，建立重大失误责任追究纪律，一时间行业之风得到肃清。但“风头”一过，年底的假新闻就卷土重来。由此可见，不建立“长效机制”，单靠一事一抓，就事论事，短促突击，权宜之计，是无法有效遏制假新闻的。

　　虚假新闻的防范成为最受关注的讨论议题，法律上的规范和管制需要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呼吁，立法之时令人更加翘首以盼。制度上的完善和调节需要管理部门的作为，从制度上解决利益链条带来的副作用才是治本之举。加强媒体自身的建设，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加强相关专业院校的教育工作，才能使更多的新闻人认真对待这项严肃的事业。(作者/吴古平)